7月31日，郴州市公安局公布了临武瓜农邓正加的尸检结果：死者头、颈、肩部等处皮肤软组织损伤程度相对较轻，为非致命伤；真正死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致双侧大脑额颞顶部及左侧小脑部蛛网膜下腔广泛性出血死亡”。
怎么理解“外力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当事城管又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像邓正加这样有着隐性危险疾病的人，被称为“特异体质者”；殴打“特异体质者”致其死亡的法律责任的争论比较多，关键在于如何评价殴打（轻微暴力）与死亡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以及如何判定打人者的主观恶意。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分析，还是有较为普遍认可的原则的。
比如，2010年一案件，李某和邻居因打麻将发生争吵、推搡，邻居倒地后死亡。经鉴定，死者系心脏病急性发作而死亡。2003年，山东博兴农民刘清林与另一村民发生争吵，并进行了殴打，致其死亡。经鉴定，死者像邓正加一样系脑血管畸形。
两案同是“诱发特异体质者的固有疾病”，但前者定为过失伤害致死罪，最终处以缓刑；后者定为故意伤害罪，量刑为10年。区别在于：前案中的相互撕扯，是一种低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伤亡结果，可以推定被告人主观上不抱有“希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心态，故定过失犯罪。后一案中，被告人对受害者进行殴打，这种行为足以对人造成伤害，凶手的主观恶意更大，所以定故意伤害罪。
回到瓜农案，尸检报告显示：死者头、颈、肩部等处都有软组织损伤，可以认为当时他与当事城管发生冲突时，遭到相当暴力的对待，而不是推搡等“低暴力行为”。这些暴力行为与其脑血管破裂有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本案可能不是刑法意义上“不能预见的意外”，当事城管打人时就应该预见到伤亡的发生，这不是“不能预见的”，所以本案应当有人承担刑事责任。
法院应结合当事城管施加给邓正加的暴力程度，判定其主观恶性，以及暴行与死亡的因果关系程度，从而定罪量刑。如果当事城管使用了秤砣进行殴打，或者对邓正加实施凶残的围殴，正常人都应该知道这种暴力的危险程度，那么可从法律上推定当事城管打人的心态是：放任邓正加的死亡的发生，故应定故意伤害罪。
以上是基于尸检报告，对暴力致特异体质者死亡的刑事责任做出的分析。从邓正加的悲剧可以看出：生命是相当脆弱的，只有执法彻底杜绝暴力，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执法者绝不能对使用暴力怀有侥幸心理，轻信“打不死人”，否则害人害己。此外，临武县政府也必须反思当地城管的野蛮执法，邓正加的“特异体质”绝不是拒绝反省、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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