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灾害也可以成为官员套现的筹码

　　湖南省桃江县今年5月12日遭受洪涝灾害，对于直接经济损失，县民政局的数字是1800万元。而防汛办向媒体提供的灾情汇报材料却说是8900万元，被当地媒体发现暗含“水分”。（《法制日报》5月23日）

　　民政估算的1800万元灾情损失，在防汛办的大笔之下摇身通胀为四倍多的8900万元。于是，没有倒塌的房子，在灾情汇报材料上崩裂坍塌；有限的降水量，奇迹般被吹大……解释的理由，轻佻而无稽，譬如“因为新闻单位要得急，所以这些数据都是在一夜中估算统计出来的”，又譬如“统计降水量的有气象局、水利局和水文局三个部门，每个部门统计出来的降水量数据是不同的”。醉翁之意，不过是司马昭之心而已。

　　正经八百地辩驳，其实无甚意义。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谎报、虚报灾情的胆子来自哪里？尤其是地质灾害多发地区，此类往灾情中“注水”的做法究竟是一时之举还是惯性使然？早在2005年，湖南省防指就曾召开过专门会议，彼时桃江等地也是“不同程度受灾”，有关部门明确要求，上报灾情“既不许缩小，也不许夸大，否则将予以严肃处理”。7年后，地方灾情仍上演“一夜巨变”的桥段，显露的不仅是少数基层单位借灾套取资金或政策便利的趋利心态，恐怕更拷问着灾情评估核查体系与问责机制。谎报灾情的故事，顺利套现的固然三缄其口，东窗事发的也难以细细追究。

　　灾情面前，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一旦死人了，数字必往少了说；一旦屋倒房塌了，数字必往大了做——前者是规避责任，后者是寻求悯恤。数字上诡异如斯，说到底，不过是权力与责任的分裂。防汛办为何敢于向媒体提供损失被夸张成8900万元的灾情汇报材料，这除了逐利心思与核查制度外，还有一个问题往往被大家所忽略——灾情面前，人为责任（至少是领导责任）要不要拎出来厘清？雨雪冰雹，有些是不可抗力的事情，但如果防汛到位一些、预警高级一点，何至于损失至此？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灾情汇报的时候，要求受灾地不仅上报损失的各项数据，还将人为责任列为“必填项目”，并以此追究相关部门的职能责任——那些动辄被掺水的灾情，恐怕就不敢赌上自己的前程。语出惊人的虚假灾情，帮扶救济之前，失职渎职账单总不能一直糊涂不清。

　　2011年，在解释统计数据为什么频频“打架”的情况时，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直言，“从近年来全国统计执法检查的情况看，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约占全部统计违法行为的60%，可见统计数字存在严重失真。”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灾情也好，保障房也罢，层层级级的数据，不仅对应着真相与正义的面目，还折射着大大小小权力公信的底子。灾情如此吹嘘，政情还有谁人听信？

　　有人说谎报灾情就是发国难财，这话固然正确，卖地沟油、做皮革胶囊的何尝不是？数字是死的，人是活的；秩序是死的，运筹是活的。都别指望一个制度能拯救全宇宙，漏洞复漏洞、补丁复补丁，纠结无穷尽。要紧的是营造一种制度文化与制度环境，让灾情成为责任追究的信号，让贫困成为权力检讨的见证，让问题成为利益纠葛的丧钟——惟其如此，丑恶才不至于成为通往美好的筹码，责任与权力才不会倒置含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