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武警哨兵在浓雾中执勤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整个北京城看上去就像机场里的吸烟区。昨天，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用这样的话形容中国首都上周六令全世界吃惊的疯狂雾霾天，它们惊讶于北京当日的空气污染指数竟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标准的35倍，惊讶于人们不借助工具，就能在空气中嗅出尾气与煤尘。

　　暴露在污染下的中国人自然更有理由不满，一句鬼子放了毒气弹，被很多人用做对空气脏成这样的调侃。这场据称是北京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如同2011年6月水淹帝都的大雨，令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成了不少人眼中的表面光鲜。

　　中国城市正重复美国走向超级大国道路上犯过的错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这样评价中国像美国般放任汽车数量的膨胀。还有媒体用60年前伦敦烟雾事件提醒中国吸取教训，摆脱新雾都的难堪。有人说，中国需下决心把握好一种平衡，平衡的一端是环保，另一端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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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霾情紧急。1月28日，中央气象台历史上第一次专门针对霾发布预警。卫星遥感监测表明，污染带贯穿我国中东部，灰霾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以北京观之，本月连遭4次雾霾袭击，历史罕见。

　　面对雾霾，已有问题抛出：春节临近，若雾霾天仍然持续，届时是否该继续燃放烟花？至少在北京，也已有回应：据媒体报道，中科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环保专家们提出，春节如果北京遭遇重度以上污染过程，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减少甚至禁止烟花燃放。显然，问题和解决方案都绝不限于北京一城。

　　提出这个问题有价值，但寄希望于政府禁令，不妥。

　　我国不少城市都曾有过严格的烟花禁令，后来逐渐放开，或至少“禁改限”。这毫无疑问代表着我们行政乃至政治文明的进步，既是尊重公民权利，又对传统社会风俗保持了敬意。春节燃放烟花问题上，如果重回禁令管制的老路，将是一种退步。

　　然而在治理污染这个大命题下，燃放烟花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有违公众的根本利益。城市中雾霾不散，还有“人工霾”在后面等着——是件多么恐怖的事情。所有人都恨这霾，但难道不该所有人都扪心自问一下，我和这霾有什么关系？我参与制造了一丝一毫没有？尤其是在燃放烟花问题上，外在禁令可以没有，内心的考量则不应该没有——咱自己的手能不能忍忍，别放了行吗？哪怕少放点儿呢？

　　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呼吸，我们当然有资格抱怨，也有资格问责：这里不对，制造了霾；那里不负责任，纵容了污染。但实际上，我们最应该也最有资格问责的是自己。反躬自问、反求诸己，这些不是迂远的传统道德教条，而是可以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个体根基。烟花鞭炮不能少放，因为那是文化传统。好吧，没错。内心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呢？更是弥足珍贵的传统吧！

　　春节的烟花毕竟还只是短期问题，长期看，汽车尾气污染与城市PM2.5值有着更密切的关联。骂公车？好，可以。但还有呢？是不是还该反躬自问、反求诸己？我能为日常减少PM2.5做点什么，少开一天车行不行？多坐几次公共交通，甚至骑几趟自行车，行不行？

　　雾霾既然躲不过，那就把如何处置应对当做一堂公民课吧。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应该是公众内心和外在行为上有自我节制的社会。这种节制比政府禁令的管制更重要，也更具有持续的韧性和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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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天气下，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在生态文明、美丽中国越来越被强调的今天，雾霾天气丝毫轻视不得。此次雾霾灾害同样考量着有关部门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持续遭遇严重的雾霾天气，大雾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多地PM2.5值濒临“爆表”，北京城区PM2.5值曾一度逼近1000。昨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历史首个最高等级的橙色霾预警。据悉，雾霾势力将进一步向南北扩张。

　　如此全国大范围严重空气污染，实属罕见。虽然节能减排一直被列入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但此次近半个中国的雾霾天气无疑让人们看到，节能减排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在经济转型期如何防控PM2.5已经迫在眉睫。

　　有人说PM2.5之害猛于虎，此话现下听起来一点也不过分。如果说应对其他灾害性天气人类多少还留有余地的话，那么在雾霾面前我们显得相当捉襟见肘，甚至毫无准备。雨雪冰冻的极端恶劣天气，人们还可以选择不出门，可是谁敢说不呼吸空气呢？雾霾天气下，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网上流传着各种“吐槽”，戏谑中透着的更多是无奈。事实上，此次雾霾灾害考验的不仅是人们的呼吸系统，也同样考量着政府有关部门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

　　从源头上治污、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是防控PM2.5之本，但这终究是长期规划。回归到当前的现实问题，面对眼下挥之不去的严重空气污染，政府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公共职能，来帮助公众减少呼吸污染空气的机会，尽可能地降低PM2.5浓度，此时此刻，这显然比空谈什么远景规划更重要。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样的严重污染天气下，我们有没有必要给孩子放假，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待在家里？我们是否应该建议企业，采取调休、轮休的形式，给员工放假？我们有没有通过手机短信、政府公告的渠道，提醒市民“尽量宅着”，出门要戴口罩？遗憾的是，目前只看到北京市的教育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要求部分区、县学校停止学生户外锻炼；卫生部门和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如必须外出要戴口罩。而在空气同样严重污染的其他地方，却很少看到类似公共服务。这足以表明不少地方从民众到政府部门，都没当回事。

　　同样值得拷问的是，对那些增加空气污染的企业和行为，政府有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相关数据表明，北京PM2.5的污染源中，机动车的排放占22%，煤炭污染占16.7%，工业喷涂占16.3%，城市扬尘污染占16%。既然污染源很清楚，就可以有的放矢，进行必要性干预。比如说，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在极重污染日，要求在京机关企事业单位停驶30%公务用车，施工工地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化工行业污染减排量上升到30%，那么公众有理由追问：这“两个30%”的预案都启动并得到落实了吗？

　　在生态文明、美丽中国越来越被强调的今天，雾霾天气丝毫轻视不得。在“雾都”伦敦，雾天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1952 年冬天，由于空气污染严重，英国伦敦浓雾持续一周不散，这期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浓雾散去之后又有8000多人相继丧命。虽然我们此次雾霾天气没有像“雾都劫难”那般惨痛，但同样值得警示。北京市民已经在抢购防尘口罩，部分药店甚至卖断货，让人不由得想起有城市因为水污染而全城抢水的情景。在雾霾灾害天气下，如何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与百姓共呼吸，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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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与今日，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中。中央气象台将大雾蓝色预警升级到黄色预警，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多个城市发布橙色预警。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PM2.5是首要污染物，北京通州PM10值甚至达到900。

　　北京地区不是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雾霾，只是这次来得格外猛烈，范围很大，又是在雾霾天气较少的冬季，所以给人们的冲击也格外强烈。特别是雾霾天气还将持续两天，工作日将不得不出门去呼吸受到重度污染的空气，确实让人忧虑。抱怨之后，肯定要想解决方法，央视新闻联播以头条呼吁公车减少出行，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但问题真的这么容易解决吗？恐怕未必。以前的多次雾霾，都造成较重的空气污染，也有很多人呼吁少开车，特别是少开公车，但情况并无改善。可见道理人人都懂，但涉及到自己做出牺牲，却要难很多。仅靠呼吁是不解决问题的，还必须从制度上予以制约。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减少开车，其实早有先例可循，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就有类似措施，一旦出现极端天气，扩大尾号限行范围，除了通常的限行以外，汽车尾号与采取应急措施当日日期相同的，也要限行。这个措施可以继续实施下去。当然，这也不能说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措施。

　　造成雾霾污染的原因，除了气象因素以外，包括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建筑施工、冬季取暖烧煤排放等原因，在重度污染的时候，采取措施，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也应该形成常例。

　　去年11月，北京市安监局就发布了《极端天气引发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对措施》，要求在出现“橙色预警”的时候，企业一把手必须坐镇指挥，视情况停工、停机甚至撤离人员。当时很多人理解是针对大雨，实际上，任何极端天气，都应该按照这个规则来实施。这次雾霾涉及到华北甚至长江流域，看来只有北京一地采取措施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个更高级别的联动机制，让更多的省市能协调行动。

　　放假也是必要的，特别是中小学校，很难想象这个时候让孩子奔波在上学路上、进行户外活动是合理的。孩子放假，大人也要给予照顾，可以有一个应对极端天气的措施，只要出现橙色预警，从事户外工作的企业就该放假，室内工作的企业也该实施灵活的考勤。这样不仅能减少拥堵，减少汽车的尾气污染，还可以避免员工健康受到伤害。

　　现在看来，应对极端天气，明确的、可以拿来直接落实的条文，还是太少了。各类极端天气频现，折射出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的种种缺失。这都是今后需要迅速弥补的。

　　大雾和阴霾，肯定会带来种种声音，其中两种需要格外警惕。一种是单独把矛头对准开车一族，把开车族和其他人群对立起来。片面的观念只会引起混乱与争吵，于事无补。另外一种是征收各类税费把改善环境的期望放在收钱上，极为不可取。人们已经付出了很多代价，在缺失承诺的前提下，增加任何一种收费，都可能引发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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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多地近日遭遇严重雾霾天气，影响公众的出行与健康，引发媒体、网友密切关注。雾霾造成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显示，北京、河北、山东等多地空气质量达严重污染，PM2.5指数直逼最大值，濒临“爆表”。医院的呼吸科和儿科病患也明显增多。《新闻联播》罕见地以头条新闻重点关注了雾霾天气，呼吁公车减少出行、市民少开车，大家都出一把力以减少雾霾发生。（详见今日《河南商报》A10、A11版）

　　既然同呼吸，那就共责任这是《新闻联播》关于“雾锁中国”报道编后话的标题。对于全国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的所谓“负面新闻”，《新闻联播》能够头条关注并且配发评论，当然是直面现实的进步；可对于公众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有毒空气”每年冬季不期而至，究竟是谁的责任？

　　记得PM2.5成为社会热词的那会儿，有官员说：好的空气质量是治理出来的，而不是监测出来的！对此，人们回应道：如果连监测都不监测，连监测结果都不敢公布，还谈何治理呢？如今，当《新闻联播》呼吁“既然同呼吸，那就共责任”时，也许我们有必要较较真：雾霾天气究竟是谁的责任？作为“同呼吸”的受害者，公众除了“共责任”之外，又是否有权要求谁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更何况，普通公众一相情愿地“共责任”，真就有用吗？

　　作为一种常识，“既然同呼吸，那就共责任”当然没有错，对于空气污染，每个人都担着一份“原罪”，同时也理当担起一份责任。但是，要让空气更干净，与让公园更干净毕竟不是一回事，普通公众能够担起的责任，其实相当有限。比如说，淘汰落后产能、城市建设多些绿地，那都不是公众能决定得了的；党政机关少开公车，更是纳税人的期待所在，不仅要少开，而且应该少有；即便是“有车族一起减少尾气排放”，也首先得看一座城市的公交系统是否便捷和充足，但凡开车，尾气排放的问题就全权由石油垄断巨头说了算，他们给你提供怎样质量的油品，你就必然会有怎样的尾气排放。

　　在我看来，与其“既然同呼吸，那就共责任”地泛泛而谈，不如真正厘清雾霾天气背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PM2.5数据常态化公布了吗？政府部门将空气质量纳入政绩考核了吗？上马污染项目、削减公共绿地时考虑过雾霾天气吗？联合国环境署一项研究显示，对炼油设备每投资30亿美元改善油品质量，就可以带来250亿美元的健康效益。“为了国计民生”的石油垄断，带来的为何是如此低劣的油品？“公地悲剧”告诉我们，有一种虚泛的“共责任”，到最后其实是人人无责任；要“共责任”，就必须先厘清责任，并对失职者追问责任。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河南商报

　　离上次雾霾散去不到两周的时间，这几天，国内许多城市再次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下。而出行的人们不难发现，与上一次相比，这一次的雾霾范围更大了、更浓了，同时，路上的车也更堵了。

　　在这次笼罩13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中，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城市严重污染，郑州、武汉、西安、合肥、南京、沈阳、长春等城市重度污染，上榜的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权力部门集中的直辖市和省会，与往年春节临近因公车送礼造成“节前堵”的名单几乎如出一辙。可以断言，和“节前堵”一样，此次的“节前霾”中，形形色色送礼的公车恐怕也是推波助澜的元凶之一。

　　送礼的公车堵在一些城市路上，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空气污染。

　　花那么多钱、耗那么多油、千里迢迢去给人送礼，这样的“千里送鹅毛”，如果是自掏腰包，恐怕谁也不干，但花公款就不一样了。唐玄宗用驿马送过荔枝，宋徽宗借漕运走过花石纲。自古以来，但凡是占公共资源送自己的礼，从来就不缺乏“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惊人奢侈。公车、公款以及公众环境，在某些人看来根本是无主之物。于是各色公车像油不要钱一样穿梭于各机关间，甚至为了享受暖风停着等人也不肯熄火。这么干究竟浪费了多少油，排放了多少废气?若在平时或许还可容忍，如今雾霾当头，还这么烧着老百姓的钱呛老百姓的肺，就不仅仅是在“谋财”的问题，更多了一层“害命”的味道。

　　送礼的公车堵在民众心里，堵塞了刚刚吹起的政坛新风。

　　十八大以来，中央屡次提倡新风，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新华社一篇内参上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中央如此三令五申，可临近过年，送礼的公车却依旧我行我素，这算不算顶风作案?如果说树新风的目的是为给民众节约资源，那么，公车送礼就是雾霾天气下最不该发生的奢侈浪费。更何况，治理雾霾天，本来就存在着“污染者不直接受损，治理者不直接受益”的困境，如果开着公车的公权力的代表都这样带头糟蹋浪费，政府出台的各项应急措施谈何号召力?

　　“节前堵”年年吵，年年凶，罪魁祸首“公车送礼”更是已成风气。如今“节前堵”升级成了“节前霾”，该想想办法了。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公车显然承担着更多的道义责任，公车的使用，代表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拜托那些送礼的公车，请给“美丽中国”让条路，就别出来添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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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末，全国多个城市受到雾霾空气袭击，呈现重度污染，其中以北京最为严重，污染情况突破测量上限。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周六的数据显示，截至晚18时，城区空气质量均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发出建议，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外出。（1月13日人民网）

　　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英国几年前开始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大排量轿车征收“环保税”，最高每天每辆车需要交纳25英镑。在高税收压力下，绝大多数英国人一般都是搭乘巴士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公务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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