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有奖：不是道德倒退是进步

“做好事有奖”引发争议

争议一：接受奖励，是对道德的侮辱

    两则关于奖励的新闻，一个是“最美妈妈”颠覆了公众习惯的“视金钱如粪土，一己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朴素英雄主义价值观，让一部分人大失所望；一个是“打九折的拾金不昧”被指是变了质的“拾金不昧”，拾得人若接受奖金，性质就全变了，这样去鼓励拾金不昧，是对道德的侮辱。 【详细】

争议二：削弱贡献或奉献的价值

    近年来，上至中央，下至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五花八门的奖项，目的是奖励那些有特殊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然而，一个普遍现象却是，绝大多数获奖者在获得奖励后，不是心安理得地处置，哪怕家庭再困难再需要钱，也会“第一时间”作出决定，或多或少地捐出一部分奖金来，似乎不这样做，就容易招致社会“贪财”的非议，削弱贡献或奉献的价值，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详细】

争议三：给道德高尚者的头顶抹了一层灰

    有人认为，拾金不昧的激励机制纯属多此一举，原因在于，贪财之人绝对不会因为10%的奖励就将失物归还，而物归原主之人又没有必要贪图这10%的额外奖励，如此规定等于是给道德高尚者的头顶抹了一层灰。而吴菊萍把如此巨额奖金自用，也削弱了她的“最美妈妈”的示范作用。 【详细】

奖励机制有历史和生活逻辑

报酬请求权很有“历史”

    事实上，古代文献中关于财物拾得人应获得报酬的记载随处可见。《尚书?费誓》曰：“马牛其风，臣妾捕逃，无敢越逐，诋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即捕到遗失的马牛和逃跑的奴隶，不能据为己有，要如数归还失主，如此可得到酬金，否则要受到处罚。明律《户律?钱债》规定：“凡得遗失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
    史料表明，报酬请求权很有“历史”，而“拾金不昧”极可能是人为提高道德标准、将普通人理想化所得出的结论。【详细】

报酬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法律保障

    日本《遗失物法》第4条规定：“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但是，国库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英国规定：付酬是该项遗失物的百分之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05条规定：“（1）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有人认领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机关，于揭示及保管费受偿还后，应将其物返还之。（2）前项情形，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实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
    “拾金不昧奖10%”其实是《物权法》在地方的“实施细则”。《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很显然，失主向拾金不昧者支付费用是法定的。只不过，《物权法》没有像广州这次将比例明确为“10%”而已。【详细】

只有认可人的利益 才是真正的进步

无报酬请求权不等于“还金有偿”

    所谓“报酬请求权”，正当性来源是“拾得人因保管、返还、拍卖和变卖遗失物支出了费用”——故而归根结底，其仍是一种遵从“有所出必得有所偿”的逻辑，而全然不是一种针对善行本身的附加奖励；其次，一种空凭道德支撑起的拾金不昧传统，与一种要求回报的拾金不昧新风，其实根本没有高下之分。两者之别，仅在于所处背景不同，前者诞生于信奉人心的时代，后者则发轫于高举市场之手的年代。
    现实来看，“报酬请求权”远不同于“还金有偿”，而即便“还金有偿”又何足怪哉呢？【详细】

做好事有奖恰恰体现人性关怀

    拾金有偿的新规也被赞规体现人性关怀，其实，广州新规是一次回归常情常理，它把人还原、恢复为普通人来进行司法建构，而不是把每个拾金者都设定为顶着道德光环的完人。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最美妈妈的事情也没那么复杂：奖金属于合法所得，捐还是不捐都应该由获奖人自由支配，这于法于理无可挑剔。更何况吴菊萍的理由朴实得让人感动：“我父母身体不好，农村里也没有医疗保险，这些钱，我想用来赡养老人、抚育孩子，如果还有多的，就拿来还房子的贷款。” 【详细】

松绑激励机制：无碍制度激励向善

    所以，长期被遗忘的物质激励手段也应该逐渐掀起盖头了。这本就是社会健康价值体系的必要完善，“最美妈妈”选择自用奖金无碍制度激励向善，相反，广州奖励“拾金不昧”倒是可以为长期以来走了歧途的激励机制松绑。
    某种意义上，道德的标准也不宜过高，应该尽量降低人们因遵从道德而产生的‘成本’。这不是道德退步，而是现代文明道德理性的回归。【详细】

结语：

    社会的进步，必须承认普通人的个体利益，不在道德上对他们做过度拔高。我们都渴望有完人，但世界上没有完人。塑造一个完美的道德偶像，最后会变成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