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上街游行的范畴，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会喊口号，还会摆事实、讲道理。保钓不仅需要爱国的情感，更需要知识的储备，关于钓鱼岛归属的历史与法理依据更需要公民的参与。
理性示威不妨碍“保钓”
8月19日，日本右翼团体搭乘21艘船前往钓鱼岛海域“慰灵”，而其中十几人还登上钓鱼岛，此举引发中国国内多个城市的示威游行。保钓行动已经从官方交涉发展到民间抗议活动，换言之，如何理性上街示威已经成为保钓的重要内容。
示威游行本身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途径，也是表达民意的窗口。外交主要是政府行为，但是随着媒体的发展，公民参与外交的通道愈加开放。民众的游行活动既能够向本国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也向世界展示政治诉求与意志力。因此，示威游行可以示威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过激的行动会挤压政府之间协调的空间，增加双方民众的厌恶感，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微博时代大大拓展了民意表达的空间，任何示威游行活动基本实现了“实时播报”，既放大了示威活动的影响力，也为不同意见表达提供了场地。示威游行更多的是一种仪式，而标语、服装、口号变成了一种政治符号，在多数情况下，示威游行都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只有比较极端化的表达才会引起注意，比如带有谩骂色彩的口号或者以死抗争的决心。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勒庞发现，在一个群体中，个人的智力水平急剧下降，就像屈原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只能让自己成为群体中的异类。
因此，能否以温和、冷静的方式举行集体活动是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指标。公民社会必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城市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优越的设施和机会，本轮以保钓为主题的示威活动主要集中在杭州、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从中可以看出，城市化是推动公民社会创建与转型的重要力量。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应该进入快车道。有序、理性、平和地表达政治诉求既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公民素质的指标。
钓鱼岛的纷争非一日之功，在利益与情感的交织之下，形成了两股缠绕的麻绳：一是政治管辖的主权问题，这主要需要中日两国政府间妥协与博弈来化解；二是关于“祖国”的想象与情感，民众示威游行更多的表达了一种情感诉求，诸如“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样极端的口号只是一种愤怒情绪的发泄，而几乎没有建设性。当然对于这样的口号，不少网友也给予批判。
如果将示威游行看作表演的话，微博则提供了观众席，从微博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声音已经多元化、理性化。毫无疑问，保钓是此次示威游行活动的主题，“捍卫钓鱼岛主权”、“保卫国土”等口号并没有偏离中心议题，而“对日宣战”这样的口号似乎有些离题了。通过示威游行的形式参与政治需要有设定并管理议题的能力，保钓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将这一议题无法引申发挥，直至抵制日货，甚至要求对日开战，就远远超出了理性的范畴。
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上街游行的范畴，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会喊口号，还会摆事实、讲道理。保钓不仅需要爱国的情感，更需要知识的储备，关于钓鱼岛归属的历史与法理依据更需要公民的参与。示威游行也需要认识并承认钓鱼岛并没有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一味要求对日强硬或者动武未必真正有利于保钓。
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强大而理性的公民社会予以支撑，需要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发出声音、表达意愿。保钓示威游行若能成为一次公民训练的话，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如果用索尼或者尼康的相机去拍摄抵制日货的场景，那就成了国际笑话，无论保钓还是抵制日货都被当做一次爱国主义的促销活动。
理性的游行在展现中国人维护主权的意志的同时，也会充分理解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给予政府间协商的机会。学习和训练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梯，公民可以在其他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比如食品安全、强制拆迁等等。而过激的情感发泄不但与维护主权无涉，反而荡起伪民族主义的沉渣，掩盖了当前最急迫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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