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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猝死 契约和道德的损伤

    2010年末,福州一位8旬老人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最后猝死。人们担心的是救助后“说不清楚”。前有因为好心救人被诬陷,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先例,后有救人发生损害的不确定风险。这显然不仅仅是个道德命题,也是发生在施救者和被救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的问题,权利和义务模糊,人们的善意也会变成无所适从。【网友评论

害怕被诬陷,乐于助人的道德退缩

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猝死街头

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女孩子还是不要扶,这种事情说不清楚呀。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的终结。这种说不清楚,实际上就是怕好心救助发生意外而被诬赖,承担责任。 【详细

人们不是冷漠,而是怕承担责任

类似事件曾多有预演,2010年1月8日下午,一位85岁的老大爷在杭州鼓楼南宋御街上不慎跌倒。众多围观者无一人主动上前扶起,很多人表示怕负责任赔钱。12月15日下午1时许,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

彭宇案犹如活雷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同的地点,相同的一幕。每一次读到类似的新闻,我们的耳边都会隐隐回荡起南京“彭宇案”的被告彭宇走出法院大门所说的一句话:“再不会这么冲动了。”彭宇积极救人,结果被救者反而将自己的摔倒赖在彭宇的身上,并要求赔偿,而在被救者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救助者被判令赔偿。道德的义举遭遇无良的“诬陷”,所引发的注定是道德的恐惧——极端的个例具有相当强烈的辐射性,从个体的迷惘到群体的担忧,最终影响着大众的社会行为。 【详细

做好事有风险,应该得到法律严格保护

撒玛利亚法:好心人可得到免责保护

除了这种被诬陷,施救者还担心,施救时发生损害怎么办?美国有一条法律专门用来保护好心人,这条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好撒玛利亚人”指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即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仅仅出于内心的道德要求无偿对他人进行帮助的人。《好撒玛利亚人法》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详细

道德行为不是冒险,有鼓励才有动力

《好撒玛利亚人法》对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这些法律的立法意向是为了保护救助伤病人员的好心人,不至因为做好事反而惹祸上身。这些法律的作用是打消旁观者的顾虑,生怕因为施救而成为被告,为无意造成伤亡而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这使得帮助他人的美德和行为得到保护,做了好事也不至于惹麻烦上身或被告上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在“围观猝死”事件中,两位女子不用担心因救助老人发生意外而承担责任,那么便不会有退缩的选择。

做好事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命题

当然,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的急救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急救训练,对受伤的人没有法律义务去做急救。如果一个人受伤是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陌生人可以不经过受伤人允许采取急救措施。如果一个人受伤但还有意识,陌生人在救助前必须经过受伤人的允许。如果因为无人施加援助而出现有人受损或死亡结果,在舆论上施加道德强制,尤其是施救无法预知结果却要冒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这是令当事人身陷两难处境。在法律责任面前,舆论说,不要为“不道德找借口”是不是太过轻巧?【详细

不可忽视民事判例的影响

假设法律严格按照证据原则,被救一方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救助人就是侵权人,才能让救助人(侵权人)赔钱,而且要严格限制无过错也要赔钱的公平原则的适用,那么事后屡现不绝的类似需要救助的行为,也便不会令人胆战心惊,也不会出现道德滑坡的悲叹。民事和解、各打一大板,看似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但也要警惕造成恶劣社会行为导向的后果。

重建道德,需要从培养契约精神做起

个案放大了道德恐惧

实际上,不道德戕害道德的标本实例终归是少数。日益蔓延的不敢伸手的焦灼不安,其实是一种被误导和放大的道德恐惧。河北邯郸那位“我不讹人”的长者以及江苏南京那位“我自己跌倒”的老汉,亦或那些被扶起后道谢的真诚,似乎都被大众忽视。问题是,哪怕是很小概率的冒险,人们也会选择消极对待。

树立契约精神,社会道德才有支点

我们正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分析“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漠视他人危难于眼前,从一个侧面反衬出公民契约理性的缺失。这些陌生人首先应该是那些专业救助人员和警方来承担,而当他们不在场,一个人主动救助他人而不会被倒打一耙时,才能建立一个法治而又道德的社会。“围观猝死”背后是契约与道德的两败俱伤。不仅需要进行道德倡导,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公民精神尽快成长起来,修补起社会信任的纽带。【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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