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猝死 契约与道德的损伤

　　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的终结。（12月30日《重庆晨报》）

　　不同的地点，相同的一幕。每一次读到类似的新闻，我们的耳边都会隐隐回荡起南京“彭宇案”的被告彭宇走出法院大门所说的一句话：“再不会这么冲动了。”道德的义举遭遇无良的“诬陷”，所引发的注定是道德的恐惧——极端的个例具有相当强烈的辐射性，从个体的迷惘到群体的担忧，最终影响着大众的社会行为。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道德戕害道德的标本实例终归是少数。在笔者看来，日益蔓延的不敢伸手的焦灼不安，其实是一种被误导和放大的道德恐惧。河北邯郸那位“我不讹人”的长者以及江苏南京那位“我自己跌倒”的老汉，亦或那些被扶起后道谢的真诚，似乎都被大众忽视。

　　我们正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分析“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漠视他人危难于眼前，从一个侧面反衬出公民契约理性的缺失。

　　显而易见，“围观猝死”背后是契约与道德的两败俱伤。不仅需要进行道德倡导，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公民精神尽快成长起来，修补起社会信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