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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党校”：政治家是如何养成的 外国的“党校”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官方机构。它们是由私人或企业资助，适应选举政治需要，培养年轻政治精英的非常专业的民间组织。比如因为野田佳彦首相而红得发紫的松下政经塾，是松下基金的一个日本庭园，没有门卫，也没有像样的校门。它的毕业校友不过300人，却已产生了38位国会议员，1位首相，3位大臣，10位地方长官和24位地方议员。相对而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总共毕业了1万7000人，却只当选了17位国会议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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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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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学校”具有强烈的小泽色彩，其性质类似党员干部训练班，招来有志从政的社会各界人士。和松下政经塾的高级培训班形象相比，小泽的政治塾更像是平民培训班。由于入门条件比较宽松，吸引了不少对政治感兴趣的日本青年。小泽在讲演中对青年政治家说：“选举是民主主义的根基”，“培养杰出政治家的是国民”。他建议说：“在城市，一天可以拜访300家，如果一家有3口人，一天大约能访1000人左右，即便是10万人的城市，有3个月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就可以访遍各家”。小泽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认为是选举和选民培养了政治家。曾经小泽的“自由党”是个小党，但是，当年却得到了659万张选票。小泽善于选举，他的民主党最终把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拉下马。如果松下政经塾培养出来的政治家，将决定日本未来10年的走向，那么小泽政治塾培养出来的年青骨干在奠定民主党的基础，政党和选举是硬币的两面。
大前研一创办，主要在于培养社会各界人士的政策提案能力及创办非营利组织等社会机构之能力。大前鼓励学生：“不要做评论家，要拿出勇气、用行动来改革日本。”学生的“毕业论文”不是纸上谈兵，经过塾长大前指导后，会被提交给“相关单位”，想尽一切办法“落实成具体行动”。结果，一新塾培养出了不少政界领导人，约有50名毕业生成为众议员及地方议员。课程讲究专业和策略，比如18，19期对日本交通政策的培训，内容详细到各种交通工具的选择和市政交通的改制，公共交通和个别交通的优缺点和界限划分，民间和市场的作用，地铁和巴士的成本分析，多少人口流量下采取哪种交通，技术改进的影响，并有富山市的案例。这里讲究实干做事的策略，对“没有领袖，只有无可救药的官员”，“当选者均把当初的承诺抛之脑后”而忿忿不平。既然如此，与其选举他们依靠他们，不如自己人亲自出马…【详细】
江户时代后期开设了大量私塾，许多活跃于幕末和明治初期的人物都是从这些私塾里走出来的。由长州藩藩士吉田松阴掌管、高杉晋作及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就读的“松下村塾”最为有名。许多曾在私塾就读过的维新志士都是下级武士出身。无论他们多么优秀，身份卑微使他们无法在藩内出人头地。这些苦无用武之地的年轻人聚集到了私塾，成为不久之后发起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在为怀才不遇的年轻人打开前程道路这点上，松下政经塾与江户时代的私塾是一脉相承的。“地盘、招牌、皮包”——这几个政治用语分别代表了所在选区的强大支援团队、知名度以及选举资金这3项为赢得选举所需要的条件。松下政经塾为毫无条件的年轻人提供了政治资本和技能。曾在这里就读的野田佳彦出身自卫队队员家庭，前原诚司初二时父亲负债自杀。前原曾说，“松下政经塾让我有了成为政治家的机会，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详细】
民主党一个叫永田寿康的议员指控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受贿了三千万日元。其实这件事纯属乌有，但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没有和党内的其他人商量一下就在国会上把这件事捅出去了。一直到武部勤开始反击之后，前原诚司还是一如既往地想要“坚持到胜利的到来(松下幸之助之语)”。当时的民主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就是野田佳彦，野田也和前原一样充满自信，一定要把那个案子追查到底。在这两位松下政经塾毕业生的眼里，这件事是不查自明的：自民党搞的就是金权政治，自民党肯定会贪污受贿，所以武部勤接受贿赂是肯定的。他们没有想到，并不是每一个个案都能够适用一般论的。结果永田寿康引咎辞职并自杀，前原诚司和野田佳彦分别为了这件二百五事件而辞职。他们受企业家原则的影响，尽管在政治上都不喜欢中国，但却不妨碍赚钱至上做生意，前原诚司当外相最卖力的就是扩大给予中国人的旅游签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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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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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病》：每个人都成功，世界早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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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 拿命来迎接和经受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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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的黄金时代是否还能再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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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兴盛与危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老版本我书架上就有，新版本悄悄将“封建社会”改成了“社会”，摘掉了“封建”的帽子，这是时代变迁的痕迹。”在续篇《开放中的变迁》最后，作者有这样几句话：“很多人甚至相信，我们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那种历程。新一体化结构迟早会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扩展下瓦解，那时，中国将再次出于类似于第六格那样的多党制和民主宪政尝试，并碰到日益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这本书的预言怎么样了呢？…
这是一部让人苦笑的作品，朱德庸的幽默把灰色的社会描绘得格外冷艳，沉重的社会，疯狂的时代，会呼吸的痛……“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最丰硕而精神最贫瘠的时代，每个人从小就被告知，要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要取得成功。‘成功’成为了心灵的陷阱，似乎每个人肩膀上都要背负什么重大的使命。人们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奋斗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他呼吁现代人简单下来，慢下来，拥有属于自己的步调，享受属于自己的“慢时尚” …
这本书汇聚的是1995年至现在阿乙写的一些随笔，或者说小叙事。他对城市有着眷恋和寄托，对小城乡村也有着永远推脱不掉的生命联系和关怀。对于这两者，他都以一种“半局外人”的目光去打量、去反思、去描摹。但它不是一本轻便随意的书。阿乙习惯在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刺伤或者严重影响他时将它记录下来。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正常的人，因此觉得那些事也会刺伤和影响别人。他很孤独，也很坦诚，他剖析别人，也剖析自己。相比小说，这些文章更像是心血，而不仅仅是一件出售的产品。“我总是拿命来迎接、经受这个世界，毫无保留。但它最终还是将我放逐进更深的孤独。”——阿乙 …
单向街图书馆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文化地标，每逢周末沙龙，年轻人从京城四面八方赶过来参与。陈丹青说：“不能小看沙龙，很多沙龙最后变成一个黄金时代。今天知道的那些西南联大学生、老清华、老北大的学生，包括文革前、改革开放前八十年代的学生，他们在青年时代一定有沙龙或类似沙龙的聚会，对切身的、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谈开来。”八十年代是沙龙的黄金时代。“那时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年轻干部，先把沙龙的气氛造起来，展开各种话题，指定政策的领导干部会很虚心很开心地去听。这样一个群体，持续在各个领域制造兴奋感，制造话题，打开观念，自发的在体制和体制外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