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改判，
审判独立靠什么hold住？

陕西省施压法院，案件改判政府胜

   私企凯奇莱在初审和终审中均获胜，但陕西省政府给最高法院发函：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甚至“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最近，该案改判政府获胜。

凯奇莱诉西勘院：私企和政府间合同纠纷案

    2003，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西勘院）和私企凯奇莱达成了一项煤田《合作勘查合同书》，“该勘查区无论是勘查升值、联合开发，还是矿权转让，所产生的利益，由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以8：2比例分享。”2004年，凯奇莱得到的初步数据显示，这279.24平方公里矿区下储藏着优质动力煤近20亿吨。2005年，西勘院以这项合同违背省里21次会议有关政策，“根据省政府领导批示”与其他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将这块矿区的大部分作为配套划给了新的合作公司。凯奇莱提起诉讼，一审二审均胜诉。西勘院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致函最高院认为二审维持原判，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给最高院施压。【详细】

省政府致函：“维持原判不利稳定，造成国资流失”

   相关行政机关希望借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使司法权行使的最终结果能符合他们的意愿。因此，不管名称上使用的是“协调会”还是“几点意见和请求”，具体的措辞是“权威人士的认定具有权威性”、“情况非常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还是“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甚至“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都是在劝说人民法院要作出有利于其(或其指定一方)的裁判。而一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不能如其所愿，那么，就只好在司法程序外再想办法，例如通过“协调会”的方式，让不利于己方的生效判决实际“失效”。【详细】

法学专家：司法案件政治化

    针对发往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函，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等数位国内法学专家曾联名向最高法发送了一封《关于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抵制非法函件干预司法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密函抛弃了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应有的公正与中立地位，存有利用国家公器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嫌疑”，“将普通民事案件政治化，将经济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并借‘影响陕西省的社会稳定’的帽子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详细】

行政干扰审判独立的案件屡见不鲜

国土厅：“法院有法院的判法，我有我的执行办法！”

    同样在陕西衡山县，在凯奇莱诉西勘院案之前，还有一起樊占飞诉李钊案。北窑湾煤矿是樊河村集体所有，在换证期间，李钊私刻公章、涂改采矿变更申请书等手段，将以樊占飞为负责人的煤矿划到自己名下，获取了省国土厅新的《采矿许可证》。樊河村提起诉讼并初审终审获胜，但数年得不到执行。最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依据是国土厅的政策和权威人士的意见。（凯奇莱诉西勘院案，败诉方的依据也是省里21次会议的有关政策。）
    这些具体的行为，一旦拿出政策，政策就形同法律，就好像能证明司法的判决不合“法律”了。在我国，司法判决除了依据法律法规，在实践中，还要以决定、规则、政策甚至会议纪要为依据，司法依据过于宽泛，导致行政部门可以谋取政绩的口号，比如维稳，还有部门独特的做法作为依据，让司法的判决被消解。【详细】

法院：建议撤诉；政法委：无罪处理社会效果不好

    贵州福泉检察院以诈骗罪公诉了蒲、刘两名公民，终审撤销了一审的有罪裁判，并建议检察院撤诉。但是福泉市政府却出面干扰：“市委政法委对此案的认识是统一的，对蒲、刘二被告人做有罪认定的态度是坚决的。四家班子领导听取汇报后也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不宜由检察院撤回起诉做无罪处理”，否则“法律效果不好，社会效果也不好”。【详细】
    ‘公、检、法、司’四长会议上这么一研究，好了，意见是统一了，但是即使你辛辛苦苦起诉了一圈，司法公正判决的靴子还是落不了地。政法委统一领导公检法不仅让司法过程一团糊，行政司法不分家，还导致政法委以“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就等于政法委的临时决定等于法律”的奇怪逻辑。这样，法官能不服从领导吗？那判决自然被架空，而公民的诉权形同虚设。【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