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行至此时，总要总结过去的这一年。搜狐评论以“校车、限、PM2.5、郭美美、占领华尔街”五个年度热词为切入口，回望跌宕起伏、耐人寻味的2011。让我们一起，暂时停下脚步，等一等灵魂，等一等道德，等一等良知，再回头望一眼那些有名或者无名的人，因为回望是为了更好的前行！【详细】【说出你的2012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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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
限
PM2.5
郭美美
占领华尔街

党国英：校车事故谁之过？

2011年连续发生两起重大校车交通事故，引起国人广泛关注。做粗略估算，全国需要约200万台校车；若全部新配这些车辆，需要约5千亿元资金。如果采取一些灵活措施，例如向运输企业购买校车服务、接受各界捐赠等，政府最后要掏的钱也不会太多。在几年里给全国中小学配备必要的校车这件事，终归在财政上不是太大的难事。

真正要紧的是类似校车这一类事情办理的规矩。【详细】

校车能不能定义为公车？

规矩之一，校车能不能定义为公车？公与私的边界本来是不固定的；时代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公私之间的边界也会发生变化。若在300年前，连中国的教育也是私人事务，更遑论公车存在的意义。至于在欧洲，那时一般百姓连私塾教育也是谈不上的。现在不同了，社会平等成了公共事务，而基础教育则是促进社会平等最主要手段，自然属于公共范畴。

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大了许多，有的家庭有了私车，有的家庭却还只得温饱而已。富有家庭用私车接送孩子，穷家子弟不仅心下不快，也多有一层上学的艰辛。在我看来，学校应尽可能创造一种平等氛围，统一用专车接送学生，让那些富家子弟与其他同学一起体验生活的平凡。这样说来，校车就有了意义，有了作为学校公车的必要性。配备校车应该成为公共教育的规矩，至于具体配备方法，倒也不必拘泥。

校车地位能否位列公车之上？

规矩之二，如果校车是公车，其重要性能否列位于政府官员用车之上？如果要以国民投票来决定官车与校车哪个重要，笔者估计，超出半数的国民会认为校车的重要性会超过官车。但是，多年来我们给官车立了规矩，但对校车的配备规定却付之阙如。官车的规矩也并不严格，这种不严格不是不配、少配、低配，而是多配、高配！

今年中央政府对官车的配备有了更严格规定，是一个进步，但新的规定能不能执行好，人们还不放心。如今，在校车出了两起重大事故后，官方终于出台了新规定，也算是有了对校车的“规矩”。今后能不能做一个规定：如果校车配备不达标，官车不得增加、更新？若能执行这样的规定，老百姓定会欢迎。官车被滥用、私用，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如果政府今后在官车和校车的配备上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将会极大改变政府形象，赢得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尊重。

校车直接用于公共服务，老百姓没话说

更重要的是，对类似校车购置、使用这样的公共问题，不仅对其本身的解决应该有一个规矩，更应该有关于如何确立这种规矩的更大、更高的规矩。老百姓给政府纳税，是要换取政府的服务。政府理应用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校车直接用于公共服务，老百姓没说的。公车的使用若限于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老百姓也没说的。究竟在官车、校车两方面怎么使用财力，要有一个决定机制，最好是建立民主理财、阳光理财制度，让老百姓对政府如何使用财力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才是公共领域的最根本的规矩。

公共领域的规矩以及制定规矩的规矩，是我们时代的大问题。有些方面我们缺乏规矩，有些方面则规矩不合理，还有的方面则是有了好的规矩并不落实，更有一些所谓“潜规则”与好规矩相冲突。这种局面要改。现代社会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依靠少数几个官员决定公共事务难免顾此失彼，甚至不知不觉地被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详细】

把校车问题当成民生问题来抓

更麻烦的是，公共领域的意见常常不可能有一致性，如若没有显示“少数”、“多数”的信息平台，也不会出现“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即使行政长官的决策符合多数人的利益，那些少数派也不见得认为自己是少数派，也就不会从心里或行动上服从决策。这种情形就增大了官员的风险，不免产生“官不聊生”的问题。若官员们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何苦把决策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认真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并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更多的权力。如肯这样做，类似校车配备这样的公共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即使发生了某一起校车交通事件，也可就事论事处理，不至于因公众情绪难平而让官员们丢了乌纱帽。

谢勇：限字的“美好时代”

2011年，“限”字成为热点。支持“限”成为年度汉字的，是贯穿2011年的一连串限令——国外有限制政府预算、限制财政赤字，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等，国内就更多，限购、限售、限贷、限价、限外、限娱、限广……

作为在中国人，深感此地人口多、底子薄，经不起折腾，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素质不高，喜欢随地吐痰开车时候老是开大灯，所以，总的来说，外国的限令与我们的生活据说很难真正扯上关系，而那些进入我们生活不让我们吐痰开灯的或者强迫我们吐痰开灯的，常常就是这些国内限令。【详细】

“限”字下有生活的某种真相

所以关于限令，不妨多写上几笔，因为把这些限令罗列出来，会发现这一年人们生活的某种真相。在我看来，既然我们可能并不清楚发出指令的人究竟想干什么，那就不妨从指令的指引下，揣测眺望他们的最后目的，臆想一下他们心目当中所辖民众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它们的终点，是一副怎样的“美丽人生”。当然，限令很多，有些超出我能够评议的范围，我只挑跟升斗小民最相关的生活限令来畅想一下。

房子是个问题吗？

首先，这个美丽人生中，你似乎不用担心住房问题，因为管理部门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诸多限令，都是针对房子问题的，限购限售限外地人买房等等，都是在打压房地产，让房价跌下来，当然，也可能是让房子价格的涨幅跌下来，同时，还有大量的保障房已经动工，而且政府绝不会像无良经济学家茅于轼一样，说些廉租房不要修厕所这类的昏话，咱们有关部门的血管里从来不缺少道德的血液，厕所肯定是要修的，而且不光是厕所，其他的配套设施也是要有的，最好还有公共绿地，托儿所小学中学……

有了这些，万恶的商品房还不马上死掉？当然，钱从哪里来是个问题，可是，我们已经是世界老二了，财政收入在今年超过10万亿，政府之富，举世无双。

外地户口请限制迁徙

怎么样让“三公”消费行政开支被消减下来用在民生方面？在现阶段政府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不过，可以借鉴“限”的思路，定一些规矩，想一些办法，比如，让官员们每天上班之前念三遍为人民服务，或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谁不念或念错了都送去煤矿和矿工一起下井，这般搞下去，肯定有效。

当然了，没有本地户口的人们有些惨，未必能有机会住进大城市的廉租房里，限制外地人买车，“限外令”限制外地人在本地买房，摆明了要欺负外地人，不过这没关系，以后都安静生活在生你养你的土地上吧，海德尔格还是谁不是都说过了么？人要回归家园，所以，美丽的人生，需要大家特别是外地户口的人限制一下自己的迁徙问题来配合一下。

有关部门很操心我们生活很舒心

衣食住行，百姓们天天忙活的重头戏，有关部门天天都在为我们操心。按照这些个“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未来的美好生活：大家首先都很平等，起码住的都是差不多大小差不多装饰差不多格局的房子里，看的都是差不多健康差不多有道德的电视和报纸。这当然不是剧场，那些剧场里的墙上，贴的都是领袖像。后现代社会的我们，当然不用贴那些了，我们除了可以贴上口号，还有其他选项，或者报纸，或者各种明星（注意，尺度要健康，虽然这条限令还没来）……

我们就在这房子里住着，每天看着让我们健康快乐的电视，大家吃得饱穿得暖，过着平等得几乎无差别的生活，思想健康，积极向上，在有关部门的限令指导下，以实际行动、有涯人生向一切腐朽颓废的东西说再见，推开窗户——如果有的话——一轮朝日在地球东方缓缓升起。

限：他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据说有位没拿到孔子和平奖而羞愧而死的经济学家说，“那些放弃基本自由而去追逐一点临时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这人一看就没来过中国。我们不就正按照限令铺下的道路走下去，建设幸福中国美丽人生吗？我们应该对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给予信任，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难道不是吗？【详细】

于平：PM2.5引发民意与环保部门较量

PM2.5：粒径在2.5微米以下空气污染物，城市灰霾天气的罪魁祸首。这种还不到头发丝粗细的1/20悬浮颗粒物，可穿越鼻腔，直达人的肺部，甚至渗入血液，对人体危害甚大。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空气中PM2.5的浓度长期高于10微克/立方米，死亡风险就开始上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总的死亡风险就上升4%。

在北京，按照美国驻华使馆监测数据，PM2.5动辄200-300微克/立方米的天气早已很常见，而在其他如上海、广州、南京、济南等大中城市，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详细】

PM2.5国标实施推至2016年

虽然一些城市环保部门多年前就开展PM2.5的监测，但数据一直秘而不宣，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更是几经曲折。2009年，环保部曾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向各地环保部门、派出机构和重点大学征求意见，结果建议增加PM2.5标准的单位比例为92.6%。然而，尽管监测并公开PM2.5的呼声很高，结果却令人失望，PM2.5暂不纳入国标。今年11月，面对PM2.5入国标的强大民意压力，环保部不得不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PM2.5终于确定纳入国标，但该国标的实施时间却被推到2016年。

今年10月以来北京连续遭遇雾霾天气，微博上热议北京空气，其讨论规模和传播广度为此前罕见，北京市环保局发言人不得不站出来回应，针对北京空气质量和美国驻华使馆PM2.5监测数据作出释疑，这场公共舆论的挞伐，还直接促使PM2.5纳入国标大大加速。

PM2.5涉及“面子”所以敏感

之所以PM2.5会如此敏感，说到底还是“面子”问题。因为PM2.5一旦监测并公开，北上广等大城市空气质量数据肯定不会那么漂亮了，污染天气将大幅度增加，原来政府每年公布多少个“蓝天”的谎言将彻底破灭。对于已习惯于将空气监测当成“政绩”美化工具的政府而言，显然很难下决心面对这些令人难堪的局面。

随着网友向北京环保局申请公开PM2.5数据，引来更多人的加入，他们纷纷向本地环保局要PM2.5数据，争取自己的知情权。上海环保局回应网友PM2.5信息公开申请时表示，承诺将汇总数据，以后陆续公开。网友们的努力，正让PM2.5逐渐走向“脱敏”，面对民众对于真实空气质量信息的渴求，政府相关部门无法再继续漠视、推委。由此可以说明，我们不要过于悲观而忽视行动本身，只要公众愿意行动起来，有关部门多少都要给一个交代。

公众知情权与行政保密惯性在拉锯

当然，关于PM2.5，民意与政府的较量还远未结束。环保部一再表示，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PM2.5重污染地区，提前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地区尚无一个城市站出来，宣布新标准实施的时间表。从现在到新标准实施这段政策的“空档期”，仅供环保部门“内部研究”的PM2.5监测数据能否实时公布，作为公众的健康参考，目前看还不乐观。公众知情权诉求与行政保密惯性之间的拉锯，依然在进行，突破这一僵局，需要更多人的加入和推动。【详细】

叶匡政：郭美美搅动中国慈善

没有人能想到，“郭美美”竟会成为压垮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遭到媒体和民众的全面质疑，包括红基会、中华慈善总会、青基会、河南宋基会等陆续曝出丑闻，一系列丑闻使各慈善组织今年6-8月收到的捐赠款，与此前三个月相比，降幅竟高达86%。直到今天，中国红十字总会极纠结于郭美美事件中，称要在年底公布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并称郭美美与中国红会工作人员无关，其所炫财富与中国红会的社会捐献无关、与财政投入无关。【详细】

对官办慈善的质疑在郭美美处找到突破口

其实，“郭美美”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事件。“郭美美”所炫财富，是否与中国红会的捐献有关，并不是民众关心的主题。多年累积的关于慈善的问题与争议，需要的不过是“郭美美”这个引爆点。过去虽也有过万元餐费、善款挪用等质疑，但未能充分吸引网民的注意力，所以大坝仍未坍塌溃决。我们审视形成热点的一些网络事件，都有这个特征，或是一张小小照片，或是一只手表、一包香烟，引发的却是民众对相关问题的全面思考。

可以说，对官办慈善机构的种种质疑，不过是从“郭美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人人都知道此事件背后，可能与红会的真正腐败关联不大，但全都默默地围上来，自愿地被简单的一句话、一个人绑架，表达的却是对官办慈善机构公信力的质疑。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山谷，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回声，一个跟贴就是一种回声。当真实的声音被禁止，当有价值的表达屡遭限制，人们只能从一个看似无聊的事件开始，逐渐发出自己更强、更真的声音。

中国是一个有着慈善传统的古国

中国其实是一个有着慈善传统的古国。从孔子说“仁者爱人”开始，到孟子所说“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礼记》所说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表达的都是中国人质朴的慈善观。佛教传入中国后，“行善得报”的思想更是在民众中得到普及。不仅是慈善观念，在慈善事业上，中国传统社会也并不落伍。西周时，就有专门的地方官负责救济荒年民众。到春秋战国，不仅有专门的平籴制，给灾年民众以粮食救济，对70岁以上的老人有专门的机构赡养。

魏晋南北朝后，除普通的救灾赈贫外，还出现了用来收容贫病者的六疾馆。至于佛教寺院的济贫救灾、施医给药，更是一种社会常态。隋唐两宋时，各类名义的慈善机构更多，有义仓、粥院、社邑、义庄、义学、慈幼局等。其中义庄由乡绅出资购置田产，交给那些贫穷的族人居住耕种。明清时代，官办和民间的慈善事业更为发达，朱元璋不仅创设了养济院来抚恤孤老，各州县都有，还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此外，明清政府还设有栖流所，用来收养流浪乞讨人员。至于民间慈善机构，在清代也多如牛毛，如遍布各地的普济堂及同善会、惜字会、义渡局、丧葬会、救生局等。清代的义庄更是数以千计，提供从贫病婚丧、到养老劝学等一条龙服务。

如今民间慈善机构地位尴尬

1949年后无论是寺庙教堂的慈善传统，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都消失殆尽。目前大陆慈善借鉴西方现代慈善制度，但学习的多是组织架构皮毛，对源起于美国的现代慈善精神并没有真正领悟。现代慈善不只包括钱财物的救助，还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种公益行动。在西方，慈善属于“二次分配”，与纳税及公共福利具有同样性质，所以政府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来鼓励民众和民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美国早在2007年慈善捐赠总额就超过了3000亿，其中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赠超过了80%。可见，美国慈善绝非只是企业和富豪的游戏，民众才是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

美国除了有规范的法律与税收减免政策来激励民众对慈善的热情，更有顷慈善组织的约束机制。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分为四层：一是政府的立法和监督，在大多数州首席检察官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管，慈善机构需常规性地向其报告其业务及财务状况外，如果慈善机构的董事无法完成职责，检察官还有权要求董事用私人财产赔偿损失；二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在美国较有影响的民间评估机构有全国慈善信息局、更好事务委员会等，并向公众发布测评结果，民众根据评估决定向某个基金会捐款；三是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每个个人都有对慈善捐款使用情况的知情权，媒体更不用说了；四是同行的互律，有各种行业协会和联合会，来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

美国慈善机构运作透明

正是美国慈善机构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促使了慈善机构透明、公开、高效的运行。在美国即便是10美元的正规捐款，捐赠者也有权了解它的去向，否则便需承担法律责任。正因为有规范的法律，才能真正保证慈善机构运行得让所有人放心。而中国慈善出现的诸多病症，根本原因还是官方对慈善的垄断。

虽然民政部前些日子称将放开对公益慈善等三类组织的登记，但由于没有免税、资质等后续政策的跟进，对民间慈善组织处境改变依然很少。应当说，现代慈善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政府性质，它是公民出于自愿原则而开展的一项事业。如果政府对慈善干预过多，不仅影响到政府的权责定位，也会影响到慈善组织的积极性，还会让很多捐赠者感到一种来自权力的压力，出现逼捐或“被慈善”的情况，从而伤害捐赠者的慈善热情。

垄断是导致慈善公信力危机的根源

慈善机构是靠公信力募集善款的，一旦公信力缺失成为社会共识，对慈善机构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中国目前的慈善垄断和立法现状，使民众无法监督慈善机构，更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来问责慈善机构，这是导致慈善公信力危机的根源。政府部门极需反思的是自身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众和社会提供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从立法上保证社会的多元治理，给慈善组织以充分的独立性和民间性。对当下这轮由“郭美美”引发的慈善危机风暴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举。【详细】

艾翼文：占领华尔街是底层怒喊

2011年，爆发在资本主义心脏的一场抗议活动，席卷美国和欧洲主要城市，抗议者们占领华尔街，诉求社会不公，引发各界关注和反思。

这场以“占领华尔街”闻名的抗议运动，起始于九月中旬，上千名示威者聚集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随后抗议浪潮席卷至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等几十多个城市，甚至英国伦敦、加拿大温哥华等地也积极响应。抗议矛头纷纷指向华尔街的贪得无厌、金融体系的弊病，以及政府监管不力，高失业率等问题，这场运动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核心体制的讨论。【详细】

占领华尔街：我们代表了99%的人口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我们代表了99%的人口”，抗议民众愤慨各种不平等问题，声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体制核心出现了歪曲，认为1%的精英阶层操纵了体制，他们的贪婪和制度的漏洞导致社会失去了公平的机会。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众抗议活动持续两个月，虽然到11月被纽约和各地警方强制清场，但却是近年来罕见的一次情绪诉求大爆发，将美国社会体制上的漏洞，以及在机会和收入上的种种不平等问题浮出水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统计后发现，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掌握有全国40%的财富，而中产阶级收入却不断缩水，而美国政策的现状是由1%的人群所掌握，而政策目标也是为了这1%的人群。这两年来，由于“次债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经济陷入低迷，美国各级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失业率高企。由于经济状况恶化，身处底层的民众，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等种种问题，进而失去信心。

年轻人承受经济停滞的苦果

首先，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来政界商界沆瀣一气的结果。银行家们过分贪婪，而监管松弛，管理薄弱，导致如今的经济停滞不前，同时贫穷日益加剧，贫富分化加大。华尔街的精英们享受了经济腾飞的成果，新生代的年轻人却不得不承受经济停滞的苦果：高企的失业率，越来越少的岗位和薪水。

其次，从次债危机以降，到雷曼破产，房地美房利美陷入危机，低薪阶层饱受伤害，而银行家们拿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薪酬，虽然搞得企业都破产，员工失业，可他们却照样领着高薪和年终花红。美国公司利润在美国经济中的份额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工人薪酬的份额则降至最低。这种显著的不平等，以及教育体制的退步，医疗保险条件的恶化、政府公共支出的减少等，引发了全社会的不满情绪。

富裕阶层成为底层发泄不满的对象

值得思考的是，抗议者中不少是年轻人，他们抱怨自己背负高额的学费贷款，可一毕业却连就业都很困难。而以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和出气筒呢？诚如《纽约时报》所言，收入不平等正在碾碎美国的中产阶级，使得贫困人口在不断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是经济失调的标志，而抗议者是在表达失去机遇的一代人的愤怒。普通百姓成为一系列危机里最受伤害的群体，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富有阶层，直接成为了民众对对富裕阶层抗议和传统制度不满的对象。

这场运动虽然很快平息，但却掀起了美国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讨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所有错误的一个缩影，从普通民众到中产阶层，都感觉到正常的民主程序存在缺陷，随着债务危机加重，失业增加，他们对传统政治的极度失望。

制度缺陷让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重生

著名经济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指出，美国最大的缺陷是在效率与公平上的巨大失败，富裕家庭能让孩子读完大学，而贫困家庭就没这种能力。美国的下层阶级人数正在扩大，因而美国必须大幅提高对高收入者的征税。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当前的问题不只是涉及1%公民的贪婪，更反映的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在权力监督、秉承社会公平正义上的失职，而资本毫无约束的牟利，和对权力的渗透。

这场运动可以视为对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几十年来的一场检讨：里根政府在三十年前对最高收入阶层进行减税，小布什政府也对银行家采取有利政策，社会财富向高薪阶层转移，导致养老、医疗支出受到严重挤压，使得低薪阶层被排除在外。近年来，美国社会舆论也加深了对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反思。从好莱坞电影《华尔街：金钱永不眠》到纪录片《监守自盗》，和记录金融危机的《大而不能倒》，华尔街的贪婪过度、管理的监管缺位，导致了这场危机。

政府，请听听底层民众的怒喊

可惜的是，这些自发组织的抗议者，不同人有不同诉求，笼统的表达对问题的不满，没有明确的诉求，和讨论议程，因而未能进一步形成实质性的改革成果。从伦敦的夏日骚动，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心脏华尔街被占据，都反映出社会制度上的失灵，华尔街的贪婪与缺乏管制造成金融风暴，但政府却一再支持他们，助长贪婪成风。

稍微欣慰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态度。他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普通民众的挫折感，因为他带领的政府未能快速创造就业机会和恢复经济增长。三年前，奥巴马以呼唤变革而一举成功当选，如今人们对他失去了信心，走上街头。从这个层次上看，如果通过这次示威，能够促成政治家更多纠正先前的政策，扩大公共建设投资，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则“占领华尔街”就是一场了不起的社会运动。让政府听见底层民众的怒喊，这就是“占领华尔街”最大的意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