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这几年，从保守到激进

姚洋等自由派经济学家从保守转向激进，我们既可解读为“揣着明白装糊涂”，也可解读为今日国家之崛起，对于这批“市场竞争至上论者” 与“反激进，要改良”的学者们带来了“灵魂深处”的冲击，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盛世来到，这些曾经保守的人们，却要站出来振臂一呼。【网友评论】

“激进”改革派经济学家

陈志武：中国应尽早完成体制改革

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
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承担应该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详细】

杨小凯：后发国家应该先完成制度模仿

2002年杨小凯曾与林毅夫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因此，他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详细】

“保守”改革派经济学家

张维迎：理性看待改革中的利益分配

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有关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现在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比如说，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否则的话，中国的企业垮了，最后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普通民众。【详细】

林毅夫：以“后发优势”理论解释渐进改革

“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在与杨小凯的争论中，林毅夫进一步指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林毅夫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详细】

郎咸平：体制改革无法使政府更有效率

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不同，郎咸平对国企改革过程的丑恶现象的猛烈批判甚至不亚于前述“激进派”改革者，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是南辕北辙。 2005年郎在清华大学做了名为《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演讲，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这个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
“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

“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转向

姚洋：为制约利益集团只能实行政治转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最近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文，认为中国如今的保增长策略已经损害到社会的利益，与政府相关的利益集团拼命攫取社会资源，政府的GDP至上的政策已经无法安抚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他的结论是，为了制约利益集团，就只能实行政治转型这一条道路。
对自由派经济学家来说，姚洋文中的结论真真是久违了。它重新将90年代那场“市民社会论争”的题中之义置于前台，经过近20年的经济发展，他们所期待的“社会”非但没有形成与国家分庭抗礼之势，反而在政府、国企及相关利益集团的步步紧逼下，生存空间日渐逼仄，直接反映在贫富分化程度加剧，所谓新兴的中产阶层也挣扎在生活压力的边缘线上，自由派经济学家所设想的“以社会中产促转型”的路线图几成泡影。

姚洋们为何在国家崛起之际转向？

姚洋重提的问题，并不全然是一个“政治”建议，而更像是一个政策性建言。如今形势十分清楚，虽然经济持续增长，但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却无法缓解，利益集团的力量也非政府所能、所欲斩断，要解决利益集团化的资源垄断，贫富分化，唯有开放言路与政治参与的政治选项，姚洋等经济学家追求的是市场社会中的“自由”，他们追求竞争的有效性，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是20年不到，他们就会发现，以市场保自由的政治路线图逐渐偏离预想轨道，如今只能回到“以自由促民主，以民主保自由”的道路上。
姚洋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从保守转向激进，我们既可解读为“揣着明白装糊涂”，也可解读为今日国家之崛起，对于这批“市场竞争至上论者”与“反激进，要改良”的学者们带来了“灵魂深处”的冲击，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盛世来到，这些曾经保守的人们，却要站出来振臂一呼。

搜狐评论责任编辑：常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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