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留下的农民进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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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中国从乡土社会迈入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费孝通的个体生命以其脚底板的实地调查、强大的概括能力，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框架。《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的经典名著。其所产生的力量，也长久影响着中国和中国人，这为我们所深深感佩。

　　然而，费先生的敏锐感触也留下了很多还有待探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晚年提出的小城镇发展思路，也就是在现代化所要求的城市化和中国9亿农民的巨大人口基数之间如何寻求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农村人口主要通过“小城镇化”还是“大都市化”来实现农村人口转移，这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要想对费孝通的思想有一个完整和全面的评价，我们就必须去深入地了解他，在历史和现实的脉络中去寻找评判的标准。

【我来说两句】

　　费孝通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12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十几亿人吃、住、工作都是大问题。由于国家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民进不了城，于是农村中“隐藏”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十来亿人如果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他还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他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对于我国城乡还存在的二元分割结构和所谓城乡“三大差别”，他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 >>>全文

【我来说两句】


关键词1：小城镇　　费孝通先生把小城镇定义为：一种比农村社区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者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全文　　关键词2：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又是从农村开始的，费孝通从他的家乡“江村”深刻认识到“人多地少”这样一个基本国情，要使中国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只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以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之中。联产承包之后，费孝通指出，被束缚在土地上浪费掉的劳动力，应赋予他们新的劳动对象，就是工业设备和技术，就会变成生产力；如果再提供他们更为灵活、适应市场需要的经营机制，就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全文　　关键词3：“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费孝通指出：“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苏南模式是通过公社这个集体经济和积累，有足够的资金一步到位地把工业引进了农村，借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机遇，快速地发展起乡镇企业，带动了经济的整体发展。温州模式是指当地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省吃俭用，把在外挣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形成温洲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全文
【我来说两句】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仅达30％左右，远不及发达国家的80％的水平，连一些发展中国家40％左右的水平也比不上。世界上人均GDP400美元时城镇化水平平均约为49%，500美元时为52.7%，而我国1996年人均GDP达600美元，城镇化水平仅为29.37%。　　到199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12个百分点，低于非农就业比例20个百分点；就农村来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值，由1978年的30％上升到1994年的80％，但分散居住在自然村落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年年增加。据统计，1978年-1998年的20年间，全国乡镇企业共接纳大约1.3亿农民就业，但同期迁移到小城镇安家落户的只有3000万左右，大部分人口工作在城镇而生活在农村。>>>全文

“假城市化”现象泛滥

　　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可能导致“假城市化”现象泛滥，不利于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城乡二元结构，但不利于彻底改变城乡分割的局面，因为这种城市化模式本身隐含着鼓励农民进小城镇，限制农民进大城市的思想，是一种在不彻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不彻底政策。其实践结果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演变成“农村——小城镇——大城市”这种三元结构，使不分小城镇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生活在小城镇的居民既不像市民、又区别于农民，从而使人们担心的“假城市化”现象泛滥。<<<全文

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我国是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因而节约土地应该成为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基本前提。但是点多面广的小城镇往往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土地的低效率利用。根据中小城市战略家们设计的标准，一个乡镇的城区规划面积为2至9平方公里。中国有5万左右个乡镇，如果其中的一半变成中小城镇，则至少要占用一个江苏省那么大面积的耕地。从另一方面看，乡镇企业污染严重，且治理能力远不及城市中企业，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文

中西部小城镇的荒凉

　　中西部小城镇不仅没有乡镇工业，而且没有象样的商业。传统农业和大宗农产品也不可能产生象样的商业。这样一来，中西部的小城镇便大多成为纯粹消费性的场所，无论从外貌上看这些场所多么象城市，有多少楼房、街道、公共设施，这些场所实质上也不过是一个乡镇政府加上一个农贸市场，而且这个农贸市场主要是满足乡镇政府为主体的乡镇自身消费者需要的规模很小、交易很少的内部市场。因此，这类中西部的小城镇只是消费性的小城镇，并不能生产什么财富出来，这样的小城镇越多，对中国现代化的压力就越大，对国家财政的要求就越强，对农民的索取就越狠。<<<全文

农民宁愿买“农村户口”

　　离土不离乡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到一定阶段，它又反过来制约了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由于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困难，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减弱，又由于人口和经济活动没有随非农化的发展而有效集聚，第三产业很不发达，制约了农村工业化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此外，农民身份没有得到彻底转换，不利于劳动力的稳定转移。如近两年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增多而“清理农民工”，乡镇企业又不景气，过去“买户口”进入小城镇的部分农民，现在又“买农村户口”，要求回农村分地以解决生活困难，出现了“返农”现象或“逆城镇化”现象。<<<全文


进小城市群（县城）之难　　小城市一般为县级城市，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点，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区域。农民进入县级城市也最有现实可行性。从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看，我国绝大多数县域城市商品房价格每平方米５００－１０００元左右，以一个家庭６０平方米住房计算，需要３－６万元，再加上其他费用，一个农户到县域城市的迁移成本大约是８－１０万元左右。>>>全文　　进中等城市群（地级市）之难　　就业条件要求较高。和小城市、小城镇相比，中等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业环境和工作待遇要好很多，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高，必须有一定的技能才能就业。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城市就业首先考虑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农民只有拥有更高的技能才能就业，否则只能进入劳动强度大、就业环境差、竞争激烈、收入低、城市人不愿干的产业部门。此外，农民在中等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的门槛也很高，与“市民待遇”差距很大，资金要求也很高，限制了大部分农民在城市开展第三产业。>>>全文　　进大城市群（省会城市）之难　　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越是大城市，城市建设费用中政府公共财政承担的比率越高。政府对居民的补贴越高，户籍中所包含的社会福利越多。出于政府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以及对城市规模过度膨胀和城市病的担心，省会城市（大城市）的户籍管理都比较严，对外来人口有很多限制性规定，其人口规模上有严格控制，农民落户省会（大城市）的制度性成本很高。>>>全文
【我来说两句】


支持大城市化：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的集约化。这一点决定了城市化的方向。中小城镇方案满足不了生产集约化的要求。只有大城市才能产生现代产业发展所必须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以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市化并不是要消灭中小城镇，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帮助各地区的“增长极”成长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线将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和城市带。要防止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大城市病，根本出路是在城市带的规划中，明确城市间的分工，同时对大城市实行功能分区。如果能在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形成若干个城市带或城市圈，聚集全国1/3左右的人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好办了。>>>全文　　支持小城镇化：　　其实，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没有必要局限在“大小”之争，城镇化与城市化互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和协调发展，将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应更多地研究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功能与定位。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重点发展大中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小城镇，都要把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从事非农业的生产活动并定居下来。目前，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已超过2亿人，加上其家庭还有4亿多农村过剩人口滞留在农村，需要转移出来，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不实现这个转化，就谈不上农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和全国的现代化。近年来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只能转化一小部分。而我国目前现有的大中城市的就业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大幅度提高，消化城市自身的下岗职工尚有难度，更不要说消化数以亿计的农村富裕劳动力，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大中城市就业并定居，成为大中城市的居民至少在近期是不现实的。>>>全文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