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的丁立华今年39岁，9月30日，在杭州打工的他突因急性肾功能衰竭伴肺炎昏迷，几名工友将其送到了杭州当地一家医院。11天过去了，他一位哥哥和外甥前去医院看了后再没出现，其后也无任何亲人前往探望。因病人目前病危，杭州余杭区中医院发微博，急寻他的亲人。大河报记者经与丁立华两名侄子、外甥联系得知，能联系上的家人均相互推诿，不愿前往。另外，其家人也表示，丁立华的病难治，花钱多，没时间也没能力去照顾他并为其治疗。
很难想象，丁立华的家庭内部到底有着怎样的经济纠葛，以至于亲人竟然对命悬一线的他无动于衷。突如其来的病魔是可怕的，但对于丁立华来说，亲情冷漠恐怕比病魔本身更令他心悸——得知亲人病重入院，他的家人没有丝毫焦虑与关心，甚至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提到的也只是“病难治，花钱多”。因为家庭纠葛而不顾亲人安危，因为“病难治，花钱多”而理直气壮地袖手旁观，亲情就这样完败给了金钱。
重大疾病面前，我们曾一再感动于亲情的伟大与坚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目睹亲情的分崩离析。对于那些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突患大病往往不仅意味着希望的断绝，同时也使维系亲情陷入一种不小的考验。不离不弃、同舟共济者令人肃然起敬，遗弃亲人甚至反目成仇者则不免令人喟然长叹，当有人因身染重病而陷入困境，无论持有怎样的态度，他的亲人总是率先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丁立华的不幸遭遇曝光后，法律人士热心地帮助分析，是否能够因此而追究其亲人的法律责任。暂且搁置这样的法律专业问题，除了亲人之外，突遭不幸的丁立华可以依靠的还应该有谁？
丁立华冷漠的亲人无疑令人齿冷，但如果他孑然一身而没有任何亲人，遭此不幸是否就只能听天由命？不。去年8月，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目的是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时间过去了一年有余，不久前举行的首届中国社会医疗保障论坛上，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孙东雅介绍，大病医保覆盖人数已经超过2亿。看到丁立华的不幸遭遇，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的问题是，还有多少人像他一样仍游离于大病医保之外，大病医保实现全覆盖的进程能否更快一些？
审视丁立华式悲剧，不应止于对其亲人冷漠的谴责，在类似悲剧不断增多的当下，尤当反思的是，如何以更加健全有力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每个人不因突如其来的变故陷入绝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重大疾病不仅对维系亲情构成了挑战，同时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课题，由此，需要在现行医疗保障体系基础上，增设大病救助专门通道，并为此划拨专项资金、设置管理运营人员，确保每个弱势群体不被重大疾病所击倒。
突破大病靠亲人帮扶、社会救助的路径依赖，不仅需要社会公益团体的有效运转，更需要政府医保政策为之提供托底。只有在全面覆盖的医保政策保障下，公民的生命才更加有尊严，即使不幸身染重病，也不至于将亲人的态度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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