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我代表高院向你们道歉。”2日上午，浙江省高院对“萧山5青年冤案”作出最后审判，宣布撤销原判决，5青年两起抢劫杀人罪不成立。该案审判长在宣判后向陈建阳等5人表示道歉。
其实，光看罪名，就能大概知道这几人被定了多大的罪和可能的严酷惩罚，没错，一审几人被分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不等的刑罚，上诉后变成4个死缓，1个无期，直至18年后的今天，浙江省高院平反昭雪。不管怎么样，迟到的正义终究是来了，否则，这5位青年进去，老年能否出来，还真的不好说。此案最终平反昭雪，倒也可以视为支持废除死刑的又一力证，至少在冤假错案不可避免的今天，“枪下留人”为平反留下了更大余地。当冤案已经铸就，一方面需要痛定思痛从根子上找问题，一方面，还有国家赔偿的问题需要探究——据报道，萧山此案5个人有提起国家赔偿的意向。是的，人生又能有几个18年？迟来的公正之后，法律又如何抚慰人心？
我们先来看看，蒙冤11年的佘祥林获得国家赔偿及生活补助90余万，而同样蒙冤11载的赵作海获得共计65万，近期的浙江叔侄案，当事人起先提出超过700万的国家赔偿，最终两人拿到221万……
我们再看看另一组数据：江苏盐城一男子蹲8年冤狱仅获2.9万元国家赔偿；安徽周炳然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是5万元；广东一男子入狱11年精神赔偿16万……
这或许就是被冤的代价？又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当然，法律赔偿有严苛的标准，今年的和去年的可能就不一样，个案不同也属正常，但，这里也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改，这成为国家赔偿的一个分水岭，国家赔偿中从此有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今的国家赔偿可以分为两部分，“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前者比较明晰，今年5月份最高法也出台了最新的赔偿标准计算，但“精神损害抚慰金”却弹性很大，有的多，有的少，没个“准谱”，像个猴皮筋，叫人捉摸不定。
换言之，面对一起国家赔偿，换算出大致的赔偿数额不难，而“精神损害抚慰金”几何，谁也不敢轻易断言。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赵作海、佘祥林案中，因当时的法律规定并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最终以“生活补助”的名义的变相获赔。今天，当精神抚慰金名正言顺被确立后，赔偿的计算标准却依然模糊，由此造成的不公，也亟待修补。
对一个人来说，自由是无价的，但非得要换算成价值的时候，比如进行国家赔偿，起码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不能一个人因为媒体关注多，就价格高，就赔偿多，反之就少，这样很不公平。毕竟，能被关注的案件，只是一小部分。精神赔偿的弹性，实质上是法律在此间的弹性，法律弹性过大，就会影响公平、公正。某种意义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弹性之大，是一种“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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