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私企员工泄愤行凶致6人死亡”的新闻打破了周末的平静。62岁的犯罪嫌疑人范杰明，疑因经济纠纷与同事产生矛盾，持械持枪打死多名同事，并为抢劫枪支打死一名哨兵，行凶过程中还打死一名无出租车执照的司机。
如此凶残的行径，令人想起5年前的上海杨佳袭警案，也是典型的报复泄愤行为。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前不久发生的厦门公交纵火案，嫌疑人陈水总因为生活的不顺、养老面临的一些麻烦等，最终让公交车上的46人为其“殉葬”，另有多人受伤。
三起报复行凶案，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人们也在反思。然而，在这三起案件中，却都无例外地出现了同情凶手的声音。这本身即值得社会深思，如此盲目同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
在杨佳一案中，有人这样写道，“如果说，杨佳被判执行死刑，我只能站在街头向这位为了争取百姓利益的英雄默哀；如果说，还有人把杨佳写成暴徒，我只能站在写文字那人的身旁吐口浓痰”。在这样的人眼里，杨佳不是凶手，反而成了英雄。这样的同情心态，乃是臆想凶手遇到不公正待遇，掺杂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警民矛盾，进而把凶手抽象成一般警民矛盾中的受害者，将其和那些遭遇警察不公对待的人列在一类，进而自我制造出一种警民对立情绪来。其实质，乃是基于一种“敌视公权思维”，不论凶杀的是非，只要能促使人们对警民矛盾等宣泄不满、对警察等公权表示敌对就行。
如果说杨佳袭警案，至少还是其因与警察有所关联、其果乃是迁怒于无辜警察的话，那么在厦门公交纵火案中陈水总的疯狂报复，则显然是拿社会中的无辜群众，甚至也和他一样的弱势群体开刀。同情陈水总者，大多直观看到的是，陈水总处于社会底层，是弱势群体，对其所遭遇的不顺、不如意以及由此产生的苦恼、烦躁情绪，感同身受，激发共鸣。
然而，同情者们却忘了，陈水总报复的是无辜的群众，是和他一样的普通群体，有的可能比他的生活际遇好不了多少。这种同情心态，看似源于“同情弱者”的社会心理，却如此不辨是非善恶，最终必然会助长极少数人的极端报复社会心理，让更多的无辜群众受害。
而今的这起泄愤行凶案，源起于私人经济恩怨。一些人亦对行凶者盲目同情，却全然忘了，这种私人纠纷、经济矛盾，如果都要用这种泄愤行凶的方式去求自己所认定的公正、去发泄自己内心淤积的不满情绪，那么这同样是社会的灾难。不仅导致社会中的普通矛盾、纠纷走向极端化的解决方式，也使更多的无辜者付出生命代价。杀同事、杀哨兵、杀无辜司机，在其行凶过程中，其行凶对象已经从矛盾相关人，迁移到了完全无辜者，完全变成了一种见人杀人、见佛杀佛的凶残暴徒。如果连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还要给予同情，我们的社会恐怕要陷入一种心理危机了。
三起行凶案件中的同情心理，的确让我们看到了有一种社会心理危机在滋生。这种心理危机，源起于社会中的一些具体矛盾和问题，自然淤积成一种不满、仇恨的心理与情绪，既不能通过理性的认知来排解，也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来宣泄，只要社会上出现相关的事件，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表达同情，寄托情感。这种盲目同情凶手的心态，无疑也是一种暴戾心理，既助长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又容易对一些有极端人格的人形成纵容和误导，给社会公众的安全带来潜在危险。
我们今天无原则地同情行凶者，明天就可能成为行凶者无原则报复的对象。我们今天通过无原则同情行凶者享受了情绪宣泄的快感，明天就可能因这种无原则同情而付出惨重代价。
面对那些矛盾和问题，最终的救济途径都是制度公正、法治轨道，才能求得更普遍的公平正义。也许在一些人的心里，求得这种公正，往往太晚太迟，还不如这种报复来得快捷，来得一了百了。然而，这种极端心理最后的走向，便是丛林法则起主导作用，最后变成“互害型社会”。强者固然也能彪悍，弱者也同样有致人死命的手段。能活下去全赖侥幸，侥幸不在报复行凶者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警民矛盾也好，经济纠纷也罢，抑或是生活的不顺，尽管也能让人感同身受，但一旦有人把这些矛盾问题上升到凶杀手段去解决，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按正常人心理，这些矛盾问题不可能导致行凶的发生，只这过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点燃了某些人的极端人格与心理罢了。因此，发生在这些“杀手”身上的最初矛盾问题，不能成为其胡乱行凶的理由。这是我们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没有这样的价值和良知，社会将走向无序，人心将坠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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