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璘：美国在信息保护的灰色地带自相矛盾

　　2013年6月，前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顿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并告之媒体何时发表。这个被曝光的大范围收集并监控网络和电话用户信息的计划，就是震惊世界的“棱镜门”

　　可以看出，这并非一次草率的曝光行动，当事人爱德华·斯诺顿5月20日就来到香港，随即按照设定的计划，6月5日，英国《卫报》率先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称，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6月9日《卫报》再次抛出专访，应“告密者”本人要求公布其身份。

　　一系列不间断、有节奏的媒体曝光显示这是一起有准备的、可预知的舆论重磅炸弹。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棱镜门”的舆论震级不小于2010年十大国际新闻之一的“维基百科泄密事件”。在这事件中，以英国《卫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占有话语权的媒体成为“泄密公布平台”，从微观来看，此事本身的新闻性和重量级是媒体梦寐以求的新闻源；从宏观来看，涉及到信息安全领域的公共话题，媒体向来都充当着人权守护卫队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新闻自由和信息公开的领头羊。而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媒体在美国的各项法案产生阶段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媒体作为除了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以外的“第四股力量”也成了历史推动者和利益获得者，众多法案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信息自由法》。

　　可以断言，“棱镜计划”这项政府秘密监控行为，并未获得公众的许可，破坏了美国《信息自由法》最基本的“知情权”。回顾命途多舛的美国《信息自由法》形成经历，从1955年提案提出到生效整整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之后因为联邦政府的消极应对，几乎成为“空头支票”。随后又进入了漫长十年的《信息自由法修正案》争取阶段，再到后来扩充到电子信息领域，提出《电子信息自由法》，一共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关于信息自由的法律不断叠加和完善，美国才最终得以形成了信息自由的体系。然而，这部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法案，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模板却不断的遭受挫折。这种挫折并非来自于国际社会，而是来自于美国政府。

　　在《信息自由法》形成时期，包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福特四位总统均对此法案表示反对，尽管肯尼迪总统一直以开明形象示人，而任国会议员时的福特对《信息自由法》曾投下赞成票。更加火光四射的是，约翰逊和福特明知逆不过国会的高票通过，仍然在最后一关，总统决定是否签署的时候，硬耗到了最后日期，然后不情愿地做出决定。在参政者与总统的角色转变前后，一个人对于同一事物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公众知情权的保障是美国民众一步一步推进的，而在位总统则尽力不要“惹麻烦”。美国的《信息自由法》一直以进两步，退一步的速度蹒跚行进。

　　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美国历届政府中屡见不鲜，且不再细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自“911”之后，小布什政府以国家安全、反恐为由，进行边界无法厘清的监控行为一直饱受诟病。奥巴马曾向选民承诺，要建立一个透明的、开放的政府，他签署的首份总统备忘案就是《透明和开放的政府》，第二份总统备忘案是《信息自由法》。奥巴马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最透明最开放的形象代表。

　　然而，就在千辛万苦营造出开放政府形象后，棱镜门的出现让奥巴马非常尴尬，除了国内外强调的“人权”、“主权”双标准外，表里不一的表现也使其总统生涯添了一丝危险因素。在保护国家安全的界限和侵犯个人隐私的灰色地带阴霾不散时，任何辩护都显得空洞乏力。

　　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一提到中间路线，人们就认为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事实上，人类所有的问题，除了道德，都处在中间的灰色地带。事情并非非黑即白，我们总是要妥协的。”这句话也许正能代表奥巴马的心声，政治充满了博弈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