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视公民如蝼蚁者如何能真正爱国

　　在9月18日北京爱国游行活动中，因认为一名老者“污蔑开国领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当众掌掴，并声称“今后如果在游行队伍中遇到这样的汉奸，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绝不认错”。而在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对于一些地方爱国游行中发生的砸店、烧车行为，他表示，“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进而认为，“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行动，它就是这样的呀，它不可能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呀。”言论甫出，波澜顿起。

　　韩德强“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的论调，匪夷所思。众所周知，“火烧赵家楼”针对的是卖国军阀，他们有实际卖国求荣之行为，而近期一些地方遭到打砸的日系车车主，都为合法公民，他们通过合法的渠道购置或使用汽车，并以合法的方式向国家缴纳各种税费，恰恰是一种爱国，与军阀当年的“卖国行径”形若霄壤。这二者如何能等同视之？

　　另外，火烧赵家楼固然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烧楼或打人行为本身毫无争议。就在当年5月18日，时任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先生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呼吁法治，强调“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仍不可被“侵犯，施暴”。梁漱溟写道，如果不坚守法治底线，“将来损失更大”。他一再强调，如果中国要想获得永远的安定，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只有起码的公民权有所保证，方可谈进步与发展。梁漱溟的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受到法学界高度推崇。

　　韩德强“大象走路哪能顾得了蚂蚁螳螂”的论调，尤其令人出离愤怒。“我爱国家，国家爱我”不是简单的互补关系，它们也互为前提。胡适那句“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早已道破了国家与公民的秘密。人民之所以组织国家，正是为了使它成为人民有尊严的、更幸福的生存之保障。不论是孟子两千年前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是今天中国所力倡践行的法治与人权、民主与文明，都无不阐释了这一点。因此这也意味着，既使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象大象一样行动，它也必须以“不牺牲人民”为前提，以“人民尊严”为最大归依。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那种无视人民疾苦、以极端形式的集权主义欺压个人的历史，比如法西斯主义。但正如我们所见，它们与那种代表法治与文明的理性社会力量相比，前者除了给人类社会带来流血与苦难、混乱与倒退之外，从来没有给世界进步产生一丝一毫的正能量。因此，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置他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命财产于不顾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可以随便给他人扣汉奸的帽子，并对持异见者大打出手、甚至像对待蝼蚁一样践踏他人生命与尊严的人，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都只不过是其作恶的幌子罢了。

　　自爱，并且爱人，这是人性之所在。很难想象，一个缺失了这种人性的人，能够真正爱国；一种视公民如蝼蚁的人，又如何能使国家变得更好。面对以“正道直行，不避风险”为标榜的北航副教授韩德强，审视那些在庇护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种种恶，感觉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愤怒或是不解，更有一种五味杂陈，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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