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文明能否经得起“重罚”的栽培

　　近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组织市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该条例的草案论证稿进行讨论。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规定：拟对一些不文明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比如，两年内5次因不文明行为被处罚者加罚1000元，两年之内有10次不文明违法纪录者将被记入征信体系。在所有处罚中，损坏古树名木处罚额度最重，达50万元。（《中国青年报》8月15日）

　　50万元，足以罚得一个中产以下的家庭倾家荡产，它等于现行地方法规中，各个城市开发商若“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的顶格处罚数字。笔者并非否定深圳张扬城市文明的力度与气魄，而是从这些数字及重罚取向可以看出，这注定是一部争议颇多的地方新规。

　　任何高等级的文明阶段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制度的、法令的、文化的、思想的各色价值取向与公共主张，构成了一张兜底文明等级的天罗地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很多在国内不文明的人，一旦出境、出国，立马就文明起来，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文明行为的代价太重”。这个“代价”，当然不仅仅是指譬如在香港随地吐痰会被罚款600港币；在新加坡乱丢垃圾“再犯”的，除罚款外还要穿上特制背心，到公共场所强制做清洁劳动——它更指向一种严苛执法之外的公平秩序：人人不敢悖逆，则自我也“不好意思”特殊。这个“不好意思”有时比看起来惨烈的罚单更重要。

　　深圳的新规争议点有二：一是文明能不能靠严刑峻法“罚”出来，二是这些数字惊人的罚则，会不会衍生新的不公？前者既有别国异地的实践可鉴，更有公众的价值共识为背景，再说我们也早过了“道德谴责万能论”的时代，以契约制度规制公民行为，本质还是一种法治理性。

　　真正的焦点在于后者：其一，什么才叫“不文明”？有代表提出，“最重要的一条‘行人闯红灯’就应该列入不文明行为，为什么不见踪影？”而“最普遍的十大不文明行为”之首竟然是“占道摆卖”。当文明与谋生对垒起来，体面与尊严就指向城市责任，所谓“不文明”的指责就显得不够人性化。

　　其二，要保障这些罚单的公平正义，还离不开几个充要条件：履行充分告知与提醒的义务，严格执法并压缩执罚弹性。譬如“损坏古树名木处罚额度最重，达50万元”，可能不少市民对“古树名木”的概念都不甚清楚，如果职能部门不能指明，重罚就失去了逻辑基础。此外，罚款从来是“不患‘重’而患不均”，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吸烟、随地吐痰等现象屡禁不绝的今天，如果罚一个不罚一个，则难逃“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的嫌疑。

　　公平，是一切“重罚”之规的尊严与生命。尤其是在深圳城管外包之争甚嚣尘上的语境下，厘清执法主体、明确罚款去向，可能也是文明新规须解释在先的。文明这回事，更得谨记“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老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