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批倒了彭德怀，但民生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要原子弹还是要裤子？
　　
　　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说，赫鲁晓夫这样做好得很，中国因此不用欠苏联一个大人情。但在通往原子弹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苏联的技术封锁，也不是政治局内的分歧，而是更现实的国内民生。
　　
　　1958年几百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也被打倒了。受牵连的还有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如此重大的变故，让一些像林彪这样怀有野心的人，明显地认识到，这是重新分配权力的大好时机。
　　
　　从那之后，“大跃进”和食品危机成了禁忌，但到了1961年，领导层不得不面对此事的严重后果。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饥饿致死的情况，农业生产大幅度倒退，许多重要的指标低于1949年的水平。“大跃进”浪费了宝贵的工业资源，还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的损失令人们意志消沉。危机同样袭击了偏远、干旱和不为人知的核工业基地，原子弹的研发中断了一年之久。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停止原子弹开发的声音已经占了多数，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也日趋激烈。陈毅愤怒地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但反驳他的人奉劝他趁早把裤子穿起来，因为“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1961年的这次内部争议与1954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的谈话有相同的主题。赫鲁晓夫曾经规劝毛泽东说，中国当时脆弱的国民经济无力支撑耗费巨大的国防工业。1951-1955年之间，苏联在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上的投入，是中国“一五”计划投资总额的10倍以上。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继续原子弹的研究代价有多大，在今天是不难想象的。
　　
　　从1945年到1961年，相隔16年，原子弹从纸老虎变成了毛泽东的情结之一，他显然相信，这一威力无穷的武器已经成了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支柱之一。最终，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林彪和解放军的总参谋长罗瑞卿都站在了毛泽东这边：他们认为应该继续研发原子弹。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结论不同，中共领导人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确定无疑地存在，中国的战备必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罗瑞卿的建议和毛泽东的首肯下，1962年，中共为原子弹工程设立了专门委员会，周恩来出任这个新机构的主任，负责动员和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复杂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