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的一个神话

“国家资本主义”终结黄金十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金融界可以通过贷款向南京要价，以期形成一个政治同盟。国民党的血管里始终留着1924年的血液，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如果说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仍有相似之处，它们之间最大的相似莫过于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平均地权”因为南京政权远离农村而作罢，“节制资本”则作为一种政治基因，与国民党人的国家主义倾向相结合，最终带领南京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后来软化和腐化为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随着南京政府接管和扩充上海市政权力，军阀、外国势力和工会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上海商会高超的平衡技术就很难再奏效了。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和过度，1935年，南京政府宣布改革币值，将银元改为纸币。政府控制了货币发行权，从此将金融业的主动权操控在了自己手中。主要的银行都有官方的股份，金融界的重头人物大多被安排进政府机构，成为分管金融事务的官僚。这最终消解了上海银行团的政治影响力。
　　
　　实业界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和与今天有些类似之处。战前十年的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民间实业家除了要面对国外竞争（一度因西方的经济危机而有所缓和），还要与越来越多有南京背景的企业进行竞争。虽然南京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从来没有达到过计划经济的程度，甚至影响力还远不及现今“抓大放小”的国有垄断企业，但官僚资本主义特有的道德腐败，加剧了对私人企业的挤压，使得国内市场的环境愈加恶劣。当南京政府决定利用手中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来筹集战争资金时，不但小康之家的财富被收刮殆尽，民间金融和实业也不堪其累，战前上海的黄金时代就不可避免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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