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俯瞰三十年的上海繁华

　　建国60周年·影像国史系列之四：上海的黄金十年

　　20世纪的头三十年里，中国三座最重要的城市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北京是革命思潮的策源地，旋风般的政治走马灯的轴心和舞台中心；广州是革命的故乡和圣地，亡命之徒的藏身之所，流亡生涯的第一站和终点；而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似乎有一条将流氓变作大亨的流水线，自然也藏纳失意的政客、过气的演员和落魄的革命家，但凡此种种，都不能改变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底色。不管人们的印象是否真实，这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充满了出卖本民族利益的买办，还有一块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在很长时间里，上海作为中国工业、金融和贸易中心的角色远远不如它作为销金窟的形象来得著名。三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对上海的控诉，很多是一些陈词滥调，和彼时上海文人写作的咖啡馆里的色情故事仿佛，但两种陈词滥调却满足了一般人对上海的想象。
　　
　　也不能说以上种种印象都毫无由来。上海的城市风格是租界确立起来的。南北流向的黄浦江和东西走向的苏州河在上海东北部交汇，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城市沿着这两条河向南、北和西边展开，河边的建筑大多是西式的，总的来说有着繁复的装饰风格。租界给人的印象是国中之国，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为了应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混乱局势，租界联合起来成了市政机构工部局，训练和维持着一支警察部队，并且发展出独立于中国司法体系的司法机构。这种地区自治的传统在租界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国家权力只能在租界之外运行，直到1943年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为止。
　　
上海商人的矛盾心态
　　
　　作为屈辱的鸦片战争的后果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上海的发展有一种奇特的心理。这里耸立的高楼展示了现代国家的物质成就，但这种物质成就的最上层又是由外国人掌控的。政治人物把上海作为提款机以及一种需要争取或胁迫的财政来源；对广袤的农业的内地来说，光怪陆离的上海是一个揉合中国与外国、腐朽与辉煌的传奇事物。带有革命情绪的外地青年来到上海之后，这座贫富分化的城市的阶级特征总是最先映入他们的眼帘。唯独工商界对上海有一种混合了骄傲与屈辱复杂情绪，他们参与创造了眼前的繁荣景象，却遭到轻视，被看作是一个软弱可欺和有依附性的群体。
　　
　　只在少数情况下，上海商人才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吸引世人的注意力。
　　
　　20年代的上海工商界面临两个不利条件。外国的竞争一直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西方的企业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管理优良，而且有炮舰可以依恃，他们既在中国享有特权，又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但相比较而言，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带来的伤害更大。军阀的割据妨碍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战争所需的经费往往是通过繁重的税费和敲诈商人得来的，这不仅增加了资本积累的难度，更造成了一种不确定的环境，和资本主义需要的稳定背道而驰。
　　
　　从这个角度来讲，工商业必先有待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这个过程漫长和曲折得让人厌烦。商人能怎么做呢？
　　
　　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事件”揭示了上海商人的复杂心态。工人在工会组织下举行罢工，抗议日本纱厂杀害一名中国工人，示威活动在繁华的南京路上遭到英国巡捕的镇压，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上海总商会在这场民族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各界组织的代表。北京政府与各国外交使团谈判之前，总商会提出13条要求，包括归还司法权、工部局中增加中国居民代表、将越界筑路所筑的道路归还给中国当局等等反对国外特权的条款，但他们同时删除了其他组织强烈呼吁的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和撤走外国军舰等要求。
　　
　　这足以让人们看到上海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希望削弱外国人在华的特权，又寄希望于他们保证城市的秩序和安全。这种矛盾的心态显然和口岸经济的特殊性有关。
　　
　　通商口岸的经济过分依赖对外贸易。为了能够对冲国际贸易的风险，就要有一个统一和安全的国内市场。这样的国内市场必须以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前提。而要在军阀割据的情形下造成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就不得不经过一番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事情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枪杆子上，那么军费出自何处？升斗小民固然不能幸免，但大头还是出自工商业界，由此必然导致工商业的衰败。这个灾难的循环，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资产阶级所面对的现实。
　　
　　长远看来，工商业界对民族主义运动或是军阀的支持（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可以理解成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就他们造就独立和统一的国家的美好愿望而言——但这种投资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去商业活动所需资本的底线。对上海商人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利用国民党反对工会，再利用外国势力平衡南京政府的军阀式压榨——就像1925年所做的那样。但这一次的成功似乎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