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著名照片

　　重新掌握权力的未来领袖
　　
　　在二十年代末的艰难岁月里，一切行为的初衷只是为了自保。为了获得一块根据地，保证粮食和兵员的补充，必须重新分配土地，免除苛捐杂税，并且将农民武装起来——这是“土地革命”的由来，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农民造反的原动力，也是三年内战中“解放区”能够“农村包围城市”的秘密所在。20世纪的职业革命家，大多秉承孙中山的设想，把“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目标之一，但除了共产党，始终没有哪种革命力量真正在纸面之外重新分配过土地。革命家的舞台在政治中心，只能活跃在城市，而军阀的治理既不稳定，只能着眼于目前，所以有赖于地主阶层的支持。因此，从晚清到1937年，实业、教育、军事甚至政体都可以实验，唯独土地不能重新分配。唯独共产党被国民党从城市清洗到农村，十年中围剿不断，为了生存，只能放弃城市革命和工人革命，搞起土地革命和农民革命来——国民党到了败走台湾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历史的发展，到底是系于偶然，还是深藏有必然？
　　
　　“土地革命”帮助共产党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在有人想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有解释力的说辞之前，既然没人看得到胜利的前景， “土地革命”如何与共产党的革命理想相调和，让人很费思量。
　　
　　共产党内部对此存在严重的分歧。尽管江西的割据事业有声有色（和前来“剿匪”的政府军打了4年游击战之后，1931年，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出任主席。尽管有南京的飞机轰炸，仍然在苏区首都瑞金举行了典礼。），但中共中央委员会仍然潜伏在上海，到1933年才不得不撤到江西乡下。从苏联回国领导革命的“海归派”勉强承认，在大城市中发动工人革命的想法不太现实，但农村、农民和土地革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关于革命性质的争论上升为路线斗争，毛泽东一度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力。苏区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堡垒险些就从内部攻破的时候，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也如期而至。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抗日战争帮助中国实现了统一，他的意思是，强大的敌人有助于组织内部消除分歧。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军事上相当成功，红军于1934年被迫从苏区撤退，开始长征。战争是一种强大的甄别力量，让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权力。尽管政治上的分裂没有完全愈合，但正如后来斯诺在保安（今志丹县）所见，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权力从他手上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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