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政治遗嘱

　　晚年激烈的政治主张改变革命之路
　　
　　终其一生，孙中山对政治权力有一种矛盾的态度。1912年在革命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表现出了政治家注重现实的气度和超脱的人格魅力，避免了内战，并且将中国导入了——至少在形式上——宪政共和的轨道。但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之后，和北京政府的斗争成了他生活的主线。也许是因为混乱的政治局势的刺激，他后来的政治主张越来越趋向激烈。在人生的最后13年中，孙中山的行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1913年武装反抗袁世凯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金字塔形的新政党（中华革命党），普通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并且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新的组织原则引起了同盟会老同志的反感和抵制。袁世凯死后，他和北京政府之间没有和解，而是引广州的地方势力为援助，继续与北京进行武装对抗。1917年，他曾将一部分国会议员召集到广州，召开非常国会，3年后，这个国会选举他为非常大总统。这些活动增加了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他的疑虑。人们担心他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对广州国会的法律地位也始终存疑。
　　
　　二零年代初，孙中山开始考虑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不惜与支持他的广东地方势力陈炯明决裂。陈炯明是老牌的同盟会员，参加过黄花冈起义的革命家，孙中山是应他的邀请才到广州去的，但他不同意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南方实践宪政共和的理念，徐图进取。
　　
　　广州政府的内部分歧很快演变成武装冲突，孙中山一度不得不离开广州，到上海闭门著书。在上海赋闲的岁月里，苏联政府与他建立了联系。
　　
　　在流亡年代，孙中山曾经六次环游世界为革命募捐，这证明早在19世纪末，中国国内政治就和全球化的世界形势联系在一起，而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活动与日本紧密相连，晚年的政治活动则和苏联关系密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896年，他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捕获，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发动英国的媒体和政界把他救出来，他从此在欧洲人眼中成了受迫害的中国革命者的象征，但他政治冒险生涯中主要试图依靠的力量却是日本。他有一些忠实的日本朋友，其中有人为他从事危险的情报工作，甚至直接参加他策划的暴动，至少有一个人因此而牺牲。孙中山和日本政界的关系一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因为人们担心这会损害他的爱国形象。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赖以进行革命的力量，包括暗杀团体、秘密会社、地下帮会、外国政府乃至军阀，华侨、职业革命家和青年知识分子是他动员的主要目标。但这些都力量没能够有效地整合中国社会，更不用说统一国家，建立起高效率的中央政府了。最终，他接受了苏联的援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起了黄埔军校和一支意识形态化的军队，确立了“联俄容共”的方针。这些努力最终改变了革命的命运。
　　
　　1923年，孙中山的支持者打败了陈炯明，他又回到了广州，进行北伐的政治和军事动员。第二年，就在向北方进军前夕，北京的政坛发生了变化。冯玉祥发动兵变，推翻了曹锟总统，并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商议国是。
　　
　　1925年1月1日——距离他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13年后，孙中山抵达北京。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但北方之行并没有开启一个新时代。孙中山的肝病复发了，三个多月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