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所能遭遇的最大悲剧

　　什么是外交家所能遭遇的最大悲剧？他所代表的政府覆灭之后，新政府宣布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在顾维钧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常常需要面对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剧烈冲突。冲突的结果常常悲剧性的，其过程如此严酷，以至于这种冲突成了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性格之一。

　　这种冲突的悲剧几乎一生都尾随着他。1918年的大流感夺去了他妻子的生命。在丧偶的悲痛中，顾维钧试图辞去职务，却被直接派往巴黎参加和会。冲突甚至在顾维钧进入政坛之前就埋下了伏笔。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顾维钧博士学业的是法学院院长、后来出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古德诺，当共和政府向顾维钧发出召唤的时候，顾维钧还没有毕业，对于要不要回国就职十分犹豫。他自己倾向于继续在哥大读书，直到完成学业，但导师古德诺讶然说，我培养你，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在政府任职，为中国服务，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怎么能够舍重就轻呢？顾维钧只来得及把硕士论文《外人在华地位》扩张一些篇幅，通过答辩就匆匆回国去了。这份不成熟的博士论文被唐德刚评价为“不够、不够”，也成了顾维钧的终身遗憾。

　　人生的路很长，但紧要之处只有几步。个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成就了他们后来的面目。但对顾维钧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个人的志趣还是时势使然，外人往往无从说起。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探索半生，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个人和国家不能两全。另一个失败者孙中山经过痛苦的思索，最后决定建立一个个人绝对服从领袖权威的政党。1921年之后，他的建党事业得到了年轻的共产党的支持。两个合作的政党共同分享了苏联的建党经验，为此后中国的政党政治奠定了基本性格。

　　也许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顾维钧直到1942年——那一年他54岁，中国和日本的战事正在胶着之中——才加入了国民党。
　　
  　今年4月下旬，好友陪我重走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的路线。穿过高墙幽深的东交民巷，走过喧闹的东长安街，我们数次迷失在北京崭新高大的建筑群中，每每逡巡良久，90年前那些细窄的胡同才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

　　中国的现代史应该从何说起？讲述中国的历史如此艰难，丛生的歧路让任何尝试都不得不冒着失败的风险。

　　那天日朗风清，是北京罕见的好天气。在赵家楼附近的胡同里，我们碰见了从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吴云飞。身材瘦小的吴云飞生于1984年，三天前到达北京的时候，被人偷走了钱、身份证和老乡的联络方式，他带着一个装了几件衣服的小包，想在北京找一份临时工做，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接连被几处小饭馆拒绝了。最后他因为饥饿晕倒在距离赵家楼不远处的马路边上。

　　我们扶他到赵家楼旁的一家饭馆，给他点了饭菜和饮料，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和90年来的一切似乎毫无关系，又似乎密切相连。看着吴云飞消瘦的脸庞，我想起了顾维钧、胡适、罗家伦和90年来的许许多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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