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个人的成功

　　史书记在，1918年1月28日上午，巴黎和会最高权力机构“十人委员会”讨论山东问题。

　　他驳斥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要求。演说如此成功，美国国务卿蓝辛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说：“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但后来的历史人所尽知。和中国在巴黎遭遇的巨大屈辱相比，顾维钧个人的成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被日本接管了，而后者的野心还远不止山东一地。外交失败引发了学生运动，5月4日这一天，愤怒的学生放火烧毁了外交总长的住宅，痛打了中国驻日本公使。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商人、工人和普通市民都支持学生。一开始，政府试图控制局面，他们陆续抓捕了一些较为激进的学生，但当罢工和罢市的浪潮从上海席卷到北京的时候，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又不得不把所有关押的学生礼送出狱。

　　出狱的学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他们以非暴力的政治抗议迫使政府让步，其成就在学运史上空前绝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顾维钧著名的哥大校友胡适有一个学生，名叫罗家伦，当时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罗家伦将这一年的学生运动称作“五四运动”，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将这一天定为中国现代的开端。

　　没有人注意到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的惨淡心情。6月28日，当法国的凡尔赛敲响巴黎和会的闭幕钟声时，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费正清晚年提出的疑问纠缠在顾维钧的心头。谈判代表们用这种悲壮的做法表示对倚强凌弱的现实的抗议。他们随后集体辞去了自己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