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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建国60年影像国史：外交家顾维钧和他的1919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病逝，享年98岁。他生于1888年，比他小19岁的美国人费正清在顾死后第二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伟大的中国革命》。那时候，费正清也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作为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这本晚年写就的著作，不仅为了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也是费正清在总结自己的一生。

　　在我读过的汉学家的著作中，很少有哪本书的开头像《伟大的中国革命》那样，既阔大，又惆怅。费正清在书中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我们怎样来看清这个有10亿人民的中国的形象呢？把一张中国地图蒙在美国地图上面，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入太平洋中，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诸州在过去的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漠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我们是一大差距。

　　第二个差距是比较微妙的——那就是中国在同一个地方的延续性。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又转到北京。中国4000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比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建筑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刻尔山上，汉尼拔跨过了阿勒格尼河，凯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着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换句话说，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然。

　　费正清在他的书里提出一个疑问：现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

　　一本书是否具有洞悉真相的眼光，主要取决于其中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作者给出的答案。在那本薄薄的著作里，费正清提了太多的问题。比如这个：

　　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

　　他说，“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

　　折磨顾维钧一生的两个问题

　　他说得没错。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背负着这两个疑问开始的。顾维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属于费正清所言的“爱国者”之一——在他长寿的一生中，始终被这两个问题所折磨。无数中国人都被这两个问题所折磨，而他们的努力曾经展开过一个壮阔而苦难的世纪。
　　
  　顾维钧的一生跌宕起伏而多姿，可以说是传记作家的绝佳材料。这个上海洋行买办的儿子，从小表现出极高的天资，尽管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受到母亲的特殊宠爱，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在上海生活多年，母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兴办的教会学校，以英语教育著称。圣约翰大学坐落在上海苏州河的一个弯道上，校长卜舫济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弯道的顶端，从优美的殖民风格的建筑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黑色的苏州河水——这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标志性景观。卜舫济是一个性格严厉的传教士，力图把圣约翰大学打造成中国领袖人物的摇篮，他的宏图大略虽然没能够变成现实，但这所学校也的确为中国输送过不少人才。除了顾维钧，还可以举出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严家淦和贝聿铭等许多的名字——他们都是历史天空中最亮的那些星座，每个人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若干中国现代史的线索。在这些杰出校友当中，顾维钧最早得到国际性声誉，因为他的名字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

　　然而，作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顾维钧一生的故事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完整的悲剧。这个悲剧这和他个人的天资与际遇无关，实际上，很少有人的职业起点能超过顾维钧。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顾维钧来说，他的才华和风度，蕴藏在一张清秀的、南方人的脸庞背后的人格魅力，足以使他成为传奇。可惜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1912年的3月，他刚满24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4月，他回到中国，登上政坛，出任哥大校友、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秘书，唐绍仪随后又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安排他作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几个月后，他又兼任了外交部的秘书一职。民初政治的波涛诡谲很快就给年轻的顾维钧上了一课。他回国只有半年时间，他的政治保护人唐绍仪就因为府院之争辞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按照惯例，也出于感情，他觉得自己必须与唐绍仪共进退，于是辞职到天津去追随唐绍仪。但后者以老辣的政治经验提醒年轻的顾博士，他只需要辞去在内阁的职务，而完全可以继续以英文秘书的身份，留在袁世凯的身边。但不管怎么说，顾的举止让唐绍仪觉得，这个年轻的海归不但有才华，而且有着罕见的政治上的忠诚。不久之后，他就做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顾维钧。

　　顾维钧在袁世凯身边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外交生涯。他有幸置身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两次战争不仅给野心勃勃的将军们提供了历史舞台，也让外交家有机会在密室和国际会场之中掌握历史的脉搏，其中最幸运的少数人得以改变历史的走向。1918年顾维钧代表中国参与筹建国联，27年之后，又参与筹建联合国。仅仅从个人职业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经历是值得羡慕的：两次代表战胜国政府，参加战后会议，与列强规划战后世界的秩序。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皮相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