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亮：相信明星代言，有时只因我们选无可选

    昨日国新办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介绍《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时表示，对于明星的代言行为，如果他是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符合《刑法》规定，作为共犯处理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很重要。

　　若不止局限于药品代言，而是将视角投射于整个明星代言领域。那么“知情共犯”能让人想到此前《食品安全法》新规：“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可能赔得倾家荡产。”这个连带责任，曾引起舆论激荡。“知情共犯”或也面临上述尴尬。因为知情与否，极为主观。实际操作中，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与司法实践的精准接轨，虽尚需时间检验，但这并未妨碍网民根据自身经验揣测，“共犯处理”不过又是一张看起来很美，却注定要被架空的法律白条而已。

　　只是，当我们义愤填膺地讨论如何惩治虚假代言时，是否忽略了一个问题：之所以对明星虚假代言深恶痛绝，是因为消费之后，却发现一些代言产品非伪即劣甚至有毒副作用。我们的信任换来了伤害，于是一腔怒火，肆意奔腾。可惜怒火有时也会裹挟非理性、情绪化的东西，从而遮蔽了对幕后元凶的关注。

　　就拿代言三鹿奶粉的那群和蔼可亲，笑脸洋溢的明星妈妈们来说，即便我们知道事后她们叫屈诉苦甚至自称受害者，显得有些矫情，但毕竟她们不是结石的直接制造者，三聚氰胺投放者才是最大的恶魔。可一看到这些熟悉的明星脸，受害儿童的家属还是会怒火中烧。若问他们当初为何相信明星代言？答案或许是“因为我们选无可选！”犹记得，三鹿之后，面对超市货架上品种繁多的婴幼儿奶粉，年轻的妈妈们却是满眼迷茫加恐惧。这时，选奶粉不啻于一场赌博。即使她选了明星代言的奶粉，也仅是一种不无风险的下意识行为。

　　在外国，名人代言只要保证自己是产品的实际使用者就行了。而在国内，有时我们都能看出明星，只是在镜头前念两句设计好的台词。几年前就有过这样的规定：在药品、保健品广告中，明星不能说“我用、我吃、我喝……”否则就是违规。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广告的悖论。假设明星未使用该产品，则代言行为本就是欺骗消费者的表演，应视为虚假广告；而假如他们是真实使用者，却又不能直接说出“我”的感受，只能照单念疗效，那不还是虚假广告吗？在这种广告里，明星的个人体验含金量实在有限，他们完全就是一个活道具。

　　名人广告的初衷，或只是为消费者增加一种特定选择。就如超女亲友团中，“凉粉”和“玉米”，各选所爱一样。但至少你所支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因为，当所有产品货真价实，那么不论你选哪个品牌，至少都不会因质量伪劣而受到伤害。而当我们选无可选时，才怀着类似于投机的心理选明星代言的产品，这其实折射出社会对企业伦理、商家信誉和产品质量的普遍焦虑。

　　假如社会风气不正，三聚氰胺已成多年的业内潜规则，而质检等多部门还置若罔闻，公众就沦为了试验的小白鼠。企业制假售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监管失职、究责不力，那么这种精神上的三聚氰胺，比形形色色的食品添加剂要恶毒千倍。在此语境下，明星代言也如赌博。而只有产品本身质量过硬，并在权、责、利明晰对等的健康代言环境，作为产品实际使用者的明星，才不用怕赔得倾家荡产或成为售假的共犯；同样，消费者选购时也不用赌博，反正哪个牌子都不会有“三聚氰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