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今天获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2987名代表资格全部有效。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13.42%，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中国之声》2月27日）

　　党政干部代表不仅在全国人大中占有如此高的比例，很多地方的人大代表中，当地官员所占比例恐怕也不会低了，很多市长、县长、局长等等，同时也都是人大代表，无论是因为官员身份而被选为人大代表，还是身为人大代表又成了官员，恐怕都存在一个自我监督的矛盾。人大代表的各项职责中，包括监督政府工作，显然，作为人大代表的各位官员同时还负有监督自己的职责。事实上，某些官员不仅是当地的人大代表，还是当地人大常委成员，他们在政府一言九鼎，在人大说话也很有分量。从立法到决策到执行，完全是“一条龙”式的工作，监督者和执行者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监督”恐怕也就形同虚设了。

　　而当前的很多问题却因此得到解释。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一直障碍重重？为什么高达70%的公职人员反对禁止家属经商？要想让他们为限制甚至取消自己既得利益的法规投赞成票，实在有点难为他们了。违规滥建楼堂馆所不惜政府债台高筑，私设小金库、随意挪用专项资金，等等，不必不好意思，无须担心人大质询，哪能自己拿绳束缚了自己手脚？只能让自己更舒服。三公消费别说取消，就是限制都不用考虑，自己预算自己审议自己通过，不够花还可以及时追加，拆东墙补西墙不会有人阻拦，哪怕借几百年后的账，都易如反掌。野蛮或者暴力拆迁背后是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我们可以不去质疑，但基层人大跟政府表现得齐心合力，实在叫人不能不困惑。

　　很多地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司法腐败、执法不力、环境污染、食品掺杂使假、乱摊派等等，不断被媒体曝光也难以纠正。舆论监督不管用，恐怕也与基层人大代表不能有效履行职责监督政府大有关系。被问责的责任官员往往也是地方人大代表，简直等同于让他拿自己指头捣自己鼻子，岂不是笑话？有制度，也有监督，却是自己监督自己，以我看不但无法对官员形成约束，反而很方便监守自盗。这就难怪很多立法迟迟搞不下去，影响官员个人特殊利益特权享受的事，赞成票咋能凑足？能有人大代表提出来，大概也就很不错了。

　　曾有调查称，很多官员对“裸官”表示了高度的理解认可并接受，显然官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自觉无法叫人恭维，你再叫他们去当监督自己的人大代表，未免太不靠谱了。至于问题官员复出，又有几个当地人大代表提出质疑和反对？被问责的官员在地方人大即便没有人脉关系，但也有利益关系，同情票不会少了。

　　难道不应该考虑改变这种局面吗？只有官员人大代表少些再少些，甚至不再“兼职”各级人大代表，权力才可能真正被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把权力关进牢笼”也就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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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正式对外公布。2987名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13.42%，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提高工农代表比例，降低官员代表比例，是近年来人大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十八大报告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的内容里亦有着重强调。本次人大代表比例上的调整，是对这一方向的进一步明确和坚定。

　　之所以调整代表比例，在于现有代表结构存在一定问题。这些年来，外界关注官员代表过多，人大方面也持以同样的关注，通过一些调整步骤的实行，问题正得到逐步改善。同时也要看到，当下代表比例结构，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官员占比过大，只是一个方面。

　　不同时期，各界代表比例都会有所不同。从代表比例分配，可以一定程度地推知特定时期的国家政治倾向。例如，曾有过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在人大代表中的占比很受重视，另外，我们还关注过大学生、企业家比例的扩大。经由这些关注和比例的扩大，其实也为今日的代表占比奠定了“基础”。不难看出，这几种人群类别的扩大，或多或少都有精英化倾向。而官员、技术专家、商界领袖等精英群体代表比上升相对应的，则是人大代表草根性的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扩大工农代表比例，是要找回沉默的草根的声音。

　　加大工农代表占比，既是对工农群体议政地位的提升，也包含着与之相关的表达权、分配博弈权。操作层面上，比例加大只是人大制度改革的一部分，甚至说第一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工农代表的作用，让他们能切实为其所代表的群体表达立场，并推动各项权利的落地。事实上，具体到如何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其对象就不止是工人、农民这两个群体，而应指向整个人大职能的改进和完善。

　　更进一步来看，过去的几十年发展，带来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不同阶层及其利益的分化，工农群体和其他底层群体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情况是存在的，从民间发出的声音来看，工农群众也焦虑于政治地位、政治话语权的下降。在参政议政上，它体现为代表比例的下滑；在社会权利的保障上，它体现为财产权、教育权、居住权、医疗权等权利的受损；在公共决策中，它体现为群体性的博弈“缺失”，在与己相关的事项上，他们参与的渠道和数量都不够充分。

　　在具体公共事件中，各种力量的失衡，往往以个人情绪的形式集中“爆发”，它既可以被理解为群体性失落所致的“触底反弹”，也可以被视为社会亟须解决的“病症”。而这些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创造一个怎样的博弈平台，让底层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张自己的权利。

　　工人农民人大代表比例上升，作为关注底层的一个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同时，也要通过不同途径，促进不同阶层权力分配的平衡，从而使各阶层、各群体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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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这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实现了“两升一降”的目标：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上升，党政官员代表比例下降。

　　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来表达政治诉求，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涵。可以说，平等的选举权是民主政治的灵魂。“两升一降”等代表构成方面的变化、进步，让民众有理由对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来自一线的400多名工人、农民代表充满期待。

　　当然，民众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否通过代言人传递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体现在公共决策中。因而，众多新当选的基层一线代表，能否通过自己的积极履职，构建起民意与决策机关的良性互动机制，尤其值得期待。

　　需要认识到的是，基层一线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只是一个开始。形式的平等很重要，但实质的平等更加关键。基层代表数量的增加，和基层民众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话语权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同比例提升的，这决定于广大基层代表的能力与素质，取决于有关部门能给基层代表提供怎样的制度支持。

　　基层代表要真正“代表基层”，还需要增强“基层意识”。全国人大代表不是按职业和界别选举产生的，代表首先要对原选举单位负责。但是，基层代表们也必须清楚，他们的视角不能仅限于自己的单位，而是要延展至更广阔的天地。最可能代言城镇里的市民或乡村里的农民的，就是基层代表。基层代表往往有着丰富的基层生活、工作经历，对诸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有着最直接、最真实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积极主动地反映民众的意愿，有助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各位来自基层的代表，履职中未必一定要提出政策制定、法律修改等宏观的议案建议，但应当尽可能地忠实而完整地传递自己所属群体的声音和诉求。期待每一位来自基层的代表，都能有足够的“基层意识”，确定自己的代表角色定位与主要代言群体，承载起民众对他们的托付。

　　从国家层面，也有必要为基层代表履职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障。比如，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负责代表工作的机构，可以按照代表职业背景、关注领域等，组建若干基层代表小组，帮助他们确定部分基层联系点和基层群众，并为他们开设专门的微博或者网络平台，以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自己代言的群体，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他们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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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表决确认2987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有效。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1042名，占34.88%，比上届降6.93%。来自一线工人、农民代表401名，比上届高5.18%。如此“两升一降”有助于两会上响起更多来自中国基层的声音，这符合中国发展政治民主的大趋势。

　　尽管不断有人批评中国两会的作用“原地踏步”，甚至有人称两会在“退步”，但这种评价与公众的感受南辕北辙。两会的公众及舆论参与度与前些年有了质的不同，如今普通老百姓也知道了两会是中国人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渠道。提升两会代表委员的作用不再仅仅是政治设计的问题，它已是中国社会普遍、强烈的要求，而且早已付诸实践。

　　两会正在成为中国政治改革最活跃的探索区。如果每年的两会不开出一些“新东西”，很难向舆论交代。政治探索围绕两会展开，这是中国的幸事。这里聚集了政治改革的大量建议和摸索，不断挖掘既有政治框架的潜力。它同时避免了政治改革另搞一套，置国家于风险之中。

　　如何提高两会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加强代表委员们的作用，这既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是实践磨合的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设计被普遍认为更契合中国的国情，这个制度的完全成熟其实是在历史中不断递进的过程，它必然同中国整体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相协调。

　　参政议政的功能在两会上释放得最快，这当中社会的多元化和互联网的强势崛起都发挥了推动作用。至少迄今为止，这项发展的实际效果相当正面、积极，负效果很小。

　　这应增加我们的信心，更勇于探索扩大两会的其他作用。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权、对官员任命的批准权、对预算的审批权、全国政协的民主协商、监督执政党的功能，这些宪法赋予的权力它们逐渐落实扎实，将会大大提升中国权力制约的质量，并使依法治国原则对复杂现实的承重能力有质的飞跃。

　　只要坚决保持党对整个改革的领导，中国就能避免苏联那样的出轨翻覆。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项根本政治制度，让人大履行更多的实权，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就能发生。这两者之间看似有一点矛盾，但解决这个矛盾对国家政治资源的消耗或许是最小的，它比中国找任何其他“民主政治之路”都更现实，风险也最小。

　　党的领导和权威，以及以挖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潜力为核心的依法治国升级，应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两大主要支撑。中国人应当有勇气、也有智慧和能力实践完成这件有全人类意义的伟大政治作品，实现让全球口服心服的政治治理模式突破。

　　政治体制既是设计的，也是实践中走出来的。以为一项制度设计就能改变中国，这样的想法很幼稚。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经有了设计，而且走在路上，虽然关山重重，但正在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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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昨天获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2987名代表资格全部有效。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13.42%，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人大既是立法机关，又是监督机关，承担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职能，人大代表中如果官员比例特别是“一府两院”官员的比例过高，不利于人大机关履行立法和监督职能。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是2010年选举法修改后，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官员代表的比例首次出现比较明显的降低。这对于优化人大代表组成结构，增强人大代表在选民中的代表性，密切人大代表和选民的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按照传统的理解，要保障某个群体或阶层的利益，需要从这个群体或阶层中选举产生人大代表，要更好地保障工人、农民的权利，就需要从工人、农民中产生更多的人大代表。这种理解基于如下现实前提：来自某个群体或阶层的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主要是为本群体或阶层代言；相应地，某个群体或阶层的选民，主要也是从本群体或阶层中选举人大代表，将他们视为本群体或阶层的代言人。

　　不过也要看到，随着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以及基层民主的不断扩大，来自某个群体或阶层的人大代表，不一定主要就是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或阶层代言，有时他们也会主动为其他群体或阶层代言；而某个群体或阶层的选民，有时也愿意为他们中意的候选人投票，而不在乎该候选人是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群体或阶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与被选举，应该是这样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

　　在官员代表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有所降低，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有所优化之后，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一，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选民选出人大代表之后，基本上就没有选民什么事了，人大代表做了些什么，履职情况如何，选民几乎无从监督。所以，要建立科学、完备的机制，确保选民对人大代表进行有效监督，以此向人大代表施加压力和动力，促使人大代表积极履行职责，努力维护选民的权益。

　　其二，人大代表的选举与被选举，应该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而开放性主要体现为竞争性。一些参政议政意识高、能力强的候选人（或人大代表），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向选民靠拢，努力争取当选（或连任）人大代表，争取为选民代言的机会，这是一种“竞争”；选民如果看到哪个候选人参政议政的热情更高、能力更强，更能代表和维护选民的权益，就会把更多的选票投给他，这也是一种“竞争”。这两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将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将进一步增强。

　　当前，应当继续完善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增加选举的竞争性，让更多具有参政议政热情和能力的公民参与人大代表的竞争。在真实、完备的选举程序下，即便仍然有较多官员当选，官员代表的比例仍然偏高，其实也并不要紧，因为如果官员代表不能为选民代言，选民还有机会把他们选下去。只有通过富有竞争性的选举程序将官员代表的比例降下来，才更符合人大代表选举的真谛，也能让被选下去的官员代表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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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双江的儿子李冠丰（原名李天一）又出事了。这次是涉及一起恶性轮奸案，被刑事拘留，而且距他结束劳教不足半年。

　　一位网友感慨：李冠丰绝对可以代表一部分“星二代”、“官二代”、“富二代”。这些“二代”从小就是在万般宠爱、无忧无虑、想要什么就有、想做啥事都可以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没有追求，没有理想，生活中唯一缺少的只有“刺激”，寻找刺激而无视后果（其实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伤害他人）。他们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好似整个地球都要为他而转，如此就很自然地不会有法律意识了。

　　网友贺永强分析：“民怨为何如此沸腾？想必大家心知肚明。李案似一面镜子，映在每一个非法或合法获得社会财富和尊崇地位的人的脸上，血色惨淡得仿佛东方那抹鱼肚白。在合法性存疑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制度下，每个人都具有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属性。”

　　一个段子在网上广为传播，戏谑中透着深深的无奈和郁积的愤怒：“中国三公子，竟然都姓李。一公子：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李刚之子李启铭，创造"我爸是李刚"年度流行语；二公子：原山西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李正源，拉下仕途正旺的老爹；三公子：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打人、轮奸样样在行，外号"海淀银枪小霸王"。”

　　据媒体报道，李冠丰的母亲梦鸽哽咽表示：按照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希望儿子能得到媒体和大众的宽容，“将来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生存空间”。这个表态与此前李刚在中央电视台镜头前鞠躬飙泪道歉一样，均未能被公众所接纳和谅解。强弱社群之间的隔阂，已呈冰封状态，一时还难以消融。

　　李氏三公子，其实各有具体案情，但也的确都有一些不能让草根百姓释怀的地方。这就是父亲的特殊身份可能对于秉公处置构成法外压力。有人试图把“我爸是李刚”这句话辩解为李启铭面对警察和保安的惊慌告饶之语，却无法合理解释他在造成一死一伤后依然继续行驶直到被截住。李正源藐视和殴打纠正其违章驾车的交警，李亚力则滥用职权对该交警进行刁难和迫害。而知情人曝出，李冠丰自小经常犯错，却很少受到处罚，同学们揣测他“很有背景”。特别是他两次犯案时的真实年龄，也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网友呼吁对其做骨龄测试。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蛋糕越做越大。比较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如包产到户和城镇个体户政策，老百姓受益甚多。而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国企和某些有官场人脉的商人倾斜，“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在深圳语）越来越严重。不仅是现阶段蛋糕的分配不均，而且在于分蛋糕的那双“看得见的手”可能出现世袭现象，更让老百姓陷入无望。一些人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父辈的职权和影响，先据要津。这就是所谓“拼爹”现象。而他们不懂克制，常有飞扬跋扈的雷人言行，作奸犯科，不断刺激着弱势群体的脆弱神经。

　　“拼爹”的结果，必然是“坑爹”。媒体人董路扼腕长叹：“李双江之子上的是中关村三小无数家长向往孩子能上的小学，然后是人大附中无数家长向往孩子能上的中学，随后是美国留学无数家长向往孩子能去的地方，最后是拘留所所有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去的地方。”尝到苦果的“李氏三公子”父亲需要深切忏悔，而强势社群更需要整体的觉悟。历史上的门阀制度，致使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就可做官，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纷纷沦为“扶不起的阿斗”。网友“皖南麦田守望者”忠告：某些具有光荣革命经历的体制内精英，更要警惕子女“从圣西门蜕变为西门庆”。本以为交班给自己的孩子放心，却不料想在溺爱和放纵中，把他们推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激化官民矛盾，撕裂族群，最终成为父辈事业的“掘墓人”。

　　网友吴小雄担心：“特权利益不断形成、扩大和巩固，社会分配不均将加深阶层之间的矛盾，民意诉求无处泄洪。这是利益阶层所作所为带来的因果，大可不必抱怨民意凶险！”遏制法外利益的世代传承，符合为政者的整体利益，同时也需要为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着想的自我克制和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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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警方上北京约谈朱瑞峰，见面后告诉他，要找的是敲诈勒索案的证据，至于朱瑞峰想举证的那11个官员，不归他们管。

　　朱瑞峰抖爆的一连串不雅视频，人们对于谁是视频中的主人公，这些猛料是否会引爆反腐重戏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操控镜头的人是谁。民众的意志与办案的意志差距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性爱视频，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性贿赂，应该办，必须办。但眼下对重庆来说，更重要的是先把不雅视频的事搞清楚了。雷政富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朱瑞峰手中还有7个未曝光的视频是怎么回事，视频里的官员会是谁？有没有贪腐问题，牵扯到了哪些人哪些事？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东西。于民来说，是一次舆论监督的胜利，于公来说，干部队伍还埋着好几颗地雷呢？没人想让重庆的干部队伍人人自危，都顶着个嫌疑的帽子上班吧，越早挖出影响越小，把他们都挖出来才能还更多人的清白。这件事无论是紧迫性还是重要性，都远远超出赵红霞所谓的敲诈勒索案。

　　重庆既然要约谈朱瑞峰，作出要回应公众呼声的姿态，那么第一个要谈的就应该是贪官的事，听听爆料人朱瑞峰是怎么说。这是整个约谈事情最荒唐的地方：大鱼就在那里，伸手就能抓到，可是一帮执法人员却对大鱼视而不见，忙着摸小鱼小虾。朱瑞峰手中掌握的贪官的证据无人问津，相反的，警方却对是谁拍了这些视频，谁是线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庆执法部门无意于不雅视频的主人公，却热心于寻找幕后人，就如同不抓使刀的人，却去追查刀的来源。它透露的信息让人不安：官员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而只要有人触动了官员群体的利益，就一定要雷厉风行地给办了。

　　雷政富之流败坏的是官员的整体形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穷奢极欲的作派，正是民众所深恶痛绝的；他们在官场结下的盘根错节正是需要被连根拔起的。查他们符合民意，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这也正是朱瑞峰冒着危险竭力要推动的，也是全体围观公众共同的心声。重庆警方希望公民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执法机关同样也不能无视民意。在这种事情上与民意背道而驰，其实是在拿政府的公信力作赌注，为一群不值得维护的人下注，最后赔上的是官场的整体形象。

　　一个丑闻曝光以后，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推动事件的调查，这也是公信力自救的一条好路径，相反，逃避、推卸、阻碍，遮盖、辩解则往往会让事态升级。政府应该与民众相向而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样的官做着才踏实。

　　把贪腐的案子办了，再去查谁是不雅视频案的幕后主使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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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末，全国多个城市受到雾霾空气袭击，呈现重度污染，其中以北京最为严重，污染情况突破测量上限。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周六的数据显示，截至晚18时，城区空气质量均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发出建议，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外出。（1月13日人民网）

　　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英国几年前开始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大排量轿车征收“环保税”，最高每天每辆车需要交纳25英镑。在高税收压力下，绝大多数英国人一般都是搭乘巴士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公务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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