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社会抚养费害羞带怯地“抚养”了谁？

　　至昨日，中国已有19个省份首次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向社会公开其社会抚养费年度征收情况。这些省份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超过166亿元，各地征收数额差异巨大，最高33亿，最低仅350万，相差近千倍。专家称，征收额特别高或特别低的省份确有原因。（9月26日《新京报》）

　　羞答答的社会抚养费终于不甚情愿地揭开了“部分”盖头：至今，19省份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超过166亿元，但仍有12个省份，未公开或拒绝公开社会抚养费信息。这样那样的理由，都不足以遮蔽公共知情权的法理逻辑。

　　回头看看，要不是舆论监督理性使然，恐怕这个社会抚养费还要继续“躲在人后”——今年7月，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省份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预算信息；9月1日，全国14位女律师联名向国家审计署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审计情况信息。及至9月2日，国家审计署官网发文称，对社会抚养费的关注度不够，近年未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以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换言之，审计署也对这个抚养费“不知情”。

　　这是令人担心的一件事：且不说公布数据的真实性究竟是否存疑，有人算了笔账，即便据此推算，全国总量每年可能接近300亿元。“300亿是什么概念？这几乎相当于石家庄、长春、济南等省会城市一年的地税收入”。如此巨额款项，在审计监督都力有不逮的时候，会不会成为地方部门的“私房钱”？连日来，随着央视记者在江西农村的采访镜头，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管理乱象触目惊心，与公众的担心基本互为印证。

　　刚实施计划生育的1980年将这项收费叫超生罚款、1994年后叫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起改名叫社会抚养费——虽然称呼不同，但依然改变不了对公民个人财产征收的本质。顾名思义，社会抚养费，应该是弥补社会资源消耗与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理论上说，如果这笔钱不能尽收尽支，“抚养”责任就要出问题。但既然制度设计刻意规避了“罚款”的嫌疑，假定多生的孩子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为国家省下的“抚养成本”，是不是应该对等奖励？中国社科院《2013年法治蓝皮书》甚至建议，逐步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更重要的是，实践证明，基层部门坐支、截留、挪用社会抚养费等问题并不鲜见，如果监督力量不能到位，社会抚养费会自动清白起来吗？

　　社会抚养费害羞带怯地“抚养”了谁？这是一个不容规避的现实问题。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钱用在了哪里——动辄数百亿的公共征收项目，如果连公开的第一步都踉踉跄跄，来龙去脉又如何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