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民网报道，清华大学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定了多种退休金改革方案，其中已公布的清华大学提出的方案包括从2015年开始到2030年前将男女职工退休金年龄都延迟至65岁，也就是说男性平均每一年半就要推迟一年领取退休金。该方案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议。
仔细观察该方案，发现存在三个明显的问题。第一，这是一项纯粹的会计（数字）方案，与可行性无关。第二，没有撇清退休年龄和领退休金年龄的关系和问题。第三，没有明确区分退休金、社保金、养老金及养老保险金之间的区别。
可行性的障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如果每一年半推迟一年退休，假如社会就业总需求不变，根据目前的人口分布情况，可能将意味着每年要减少近二分之一的（城市）新增就业机会，给社会良性世代自然更替设置障碍，使原本不确定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同时还可能压制工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抑制养老金总额的增加，使该方案得不偿失。再者，社会对高龄就业者的歧视可能导致大批大龄劳动者失业，而带给社会的是更多的问题，包括结构性老龄化、增加失业救济金或保险金的负担，等等。总之，这有点“为补东墙而拆掉了西墙”的意味。由于祖父母从业时间延长，以及年轻女性就业的困难，可能会对养老和幼儿护理行业有积极影响。
报道中所谈的应该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而不是退休年龄。如果单方面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而没有制定相应可行的取缔年龄歧视的法律条款，该方案等于空谈。中国是世界上就业歧视最为严重的国家，包括对年龄、性别和长相的歧视。实际上在中国，许多单位，包括政府部门，对不到40岁的年轻人就以“年龄过大”为由而拒绝录用之。该方案对部分公务员及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可能有利，他们既不用担心被解雇或单位破产，又可以增加工龄以提高退休金额度，有的还可以延长既得利益。但这绝对不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所乐于见到的。
实际上该方案所指的主要是社保金，而不是退休金或养老金。严格地说，退休金（pension）一般是由原工作单位发放的，根据其工作年限和贡献来定，就像部分公务员和国家企事业单位职工所享受的那种。而养老金是自己平时积攒的，包括个人和单位法定贡献的部分，属于自己的。而社保金则是由社会统筹征得和发放的。当然也可以把所有用于退休后生活的资金通称为养老金。国外还有许多社会或商业性的养老金方案，包括人寿保险、各种养老理财、房产抵押养老等等。现在中国正在学习和模仿国外的养老金制度，包括以社保金逐步替代退休金，但有些似是而非，时而显得毛糙或顾此失彼，如以上清华大学的方案就有明显效仿美国退休制度的痕迹。
在美国，退休制度很复杂，各行业、各部门都可能不一样。联邦公务员就有两种退休保障制度，1983年之前雇用的都是公务员退休金制度，基本上是根据工龄按原工资比例发给；1984年之后是政府雇员退休金制度，包括社安金、基本津贴和个人养老储蓄，只比其他行业多了一项津贴。各州和地方也有各自的退休制度。
除了公务员外，美国没有法定的退休年龄，只有法定的领取全额社安金和退休金年龄，而且这个年龄是变化着的，如对1938年以前出生的人法定退休金年龄为65岁，然后每晚出生一年，法定退休金年龄就增加两个月，对1950后出生的人群来说，67岁才能领取全额社安金和退休金。法定退休金年龄是根据社安金有多少钱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来计算的。但是，何时退休却是个人的决定，准确地说是根据个人拥有多少资产和理财能力来决定的。如果提前领取退休金，必须交纳罚金和税金，因为退休金（IRA和401K）本身曾是税前工资的一部分，未曾缴纳过所得税。提前退休，社安金额更会被大幅消减，有些已经退休的人，在法定领取社安金前再回去工作几年，以便领取全额社安金。提前退休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梦。（摘自《疯狂的信用》第三章）。
难道中国梦包括了推迟退休？许多学者都忘了，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拥有境内所有的自然资源和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和手段，国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是这些资源的“股东”，他们自然有权享受垄断国企和国资的“红利”。目前似乎只有公务员和部分国家企事业单位才享有这种权利。那些学者们为何不向政府建议从这些“全民所有制”红利中拿出一部分，来弥补社保资金的不足，而要继续给本来生活和就业压力就很大的普通百姓增加更大的负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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