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失踪现象作为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在最近十多年来始终未能有较好的解决途径。近期，因为一系列官员外逃及失踪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又再度热闹起来。24日，深圳市纪委发布消息称，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被调查期间私自出境至今未归；稍早前的22日，广州市纪检部门也承认失踪天数已经超过50天的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至今没有联系上。
上述两起事件只是所有官员失踪案件中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近年来全国各地曝出的官员失踪报道频率非常之高。鉴于官方从未系统公布此方面的统计数据，所以只能通过媒体报道的频率来“感知”规模的庞大程度。唯一的一组不完整数据也许会对民众的“感知”状况有所回应：2011年11月，浙江省反贪局的一位副局长曾对媒体透露，从“清网行动”开始的5月到11月，全省有14名在逃贪官被抓，而在该省检察机关备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人员(包括潜逃境外)有百余人。
这也导致了普通民众对于官员失踪理由的判断多为“贪污外逃”。但与此同时，除了外逃，官员失踪也存在发生意外，比如被劫持、绑架甚至是被组织审查这样“被失踪”的情况。不过，相对而言，“被失踪”一般都会在公众产生疑虑之际得到回应。正如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总结的：官员失踪的下场，“要么是跑了，要么是死了”。
一个毫无疑问的判定是，官员失踪不仅让公众愤怒，也为政府所不容。尤其是那些主动外逃的官员，真可谓“自绝于人民，也自绝于政府”。因此，《公务员法》明文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都属于违法行为。此外，各地各部门的干部管理规章，也都有类似官员不得无正当理由离岗的规定。
但官员外逃行为的频繁发生，显然让这些明文规定不免显得有些讽刺。由于缺乏追捕能力，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在官员外逃之后，只能以“双开”处之，但既然已经外逃，外逃官员就在事实上已经接受“双开”的处理，更可以说已经准备好了被“双开”的应对。从博弈的角度出发，外逃官员所在的政府机关已经棋输一招。更糟糕的是，一些部门无法阻挡官员外逃也就算了，反而在事情外泄之后，始终恪守“沉默是金”的法则，对于公众和媒体的质询不闻不问，常常以“正在联系”为由回避对真相的澄清。
不仅事后惩处的震慑意义大打折扣，而当事部门常常持有的守口如瓶的态度也令人失望。不过，面对官员失踪问题，事前的预警远比事后的态度要重要。以深圳南山区政协主席温玲的出逃为例，实际上，温是在被纪委约谈三天后经香港外逃的。在纪委介入之后，依旧发生官员的外逃问题，到底是外逃官员太过狡猾还是监管制度太过松懈呢？此案的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但类似的纪委介入后还发生官员失踪事件并不鲜见，因而绝对值得深思。
面对官员的失踪事件屡屡发生，尴尬的不是政府没有相关的制度预警，而是现存的制度处于“沉睡期”，没有得到严格有效的实施。历来，整治官员外逃的办法并不缺乏，例如，广州番禺区纪委近期就表示将启用反腐信息系统，“裸官”一经出现，便会自动提醒纪委。但此类新颖措施、技术的引入，还是需要真正执行才能彰显其作用。
所以，就目前而言，杜绝官员外逃，防止官员失踪的频繁发生，制度上的不健全并不是最重要的，技术上的难题更是无稽之谈。从根本上说，需要寻找一种落实制度、启用技术的持久动力，只有存在这股动力，现行的监管制度才能不虚置。而这股动力的来源，毋庸置疑地将来自于公众监督的直接、频繁而系统地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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