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弃儿由政府收养”应写入儿童福利

　　开封兰考民间“爱心妈妈”袁厉害家火灾致死案发后，长期关注儿童福利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向媒体表示，不能仅反思个案问题，要好好想想儿童福利体制性缺陷，尽快确立“儿童福利”的概念，“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不然，像袁厉害这样的民间爱心“妈妈”无法完全走出困境。（《新京报》1月6日）

　　7个孩子火海丧生的悲惨现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痛惜不已。连日来，网络上、微博中，公众纷纷质疑当地政府在儿童救助问题上的严重缺位，并对兰考县此前指责袁厉害“非法收养”进行辩驳。比如，有媒体就指出，偌大一个兰考县，居然连一所公办的儿童福利院都没有，当地民警只能往袁厉害那里送孩子，这怎么能算是非法收养？

　　诚如王振耀所言，对于兰考惨案，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应该将这一事件置于儿童保护、儿童福利的宏大背景下来考量。必须明确一个概念，儿童福利首先应该体现为政府责任。像袁厉害那样，众多民间爱心人士的救助努力，只能是对政府责任出现缺位时的一种补充。这种社会化救助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儿童福利的主渠道。

　　政府应对每个孩子的成长负责，无论是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家庭遗弃，不论是城市街头流浪的，还是农村无父无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政府都有责任“兜底”。这既是一种世界公认的政治理念，也是政府的天然职责所在。然而，从兰考放眼全国，我国目前在儿童福利上面的公共财政投入、专门人才培养乃至机制保障，都有不小的欠账。这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

　　以投入而言，权威数据显示，到2010年，我国才基本实现百万人口以上地级城市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且接纳能力远远不够，地级市以下县城则付之阙如；至于专门人才更是鲜有关注，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多是袁厉害这样的爱心妈妈，救助只停留在“我不养都死了”的层面上；从机制上讲，从中央到地方均缺乏儿童福利之专责机构。

　　资料显示，美国纽约市的儿童福利局1996年成为纽约市政府一个独立部门，每年的预算是20多亿美元，有固定工作人员6000多名。而我国民政部主管儿童福利的只有设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下的一个儿童福利处，3名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对象就是福利院的儿童和孤残儿童，可谓势单力薄。

　　去年的校车事故催生了《校车安全条例》，儿童营养缺失的现状又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惟愿这一次兰考惨剧，能够切实推动儿童福利的立法，降低孤儿认定门槛，明确国家对于孤儿收养的第一责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形成袁厉害所描述的“政府管，大家都来管，我也管”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