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月1日)有媒体报道说,为全国公众所关注的原籍甘肃的北京研究生“微博救母”一事有了最新进展:昨天,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郭大军的母亲“因身体原因”被从劳教所释放,暂缓执行劳教。这个揪着万千公众心的“微博救母”一事的最新进展,让人暂时松了一口气。
在此,先不论劳教郭大军之母的警方的有关说明的诸多破绽之处。实际上,兰州市警方不论以什么原因释放郭大军之母,都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子。这个举动,远比强词夺理、无理搅三分、以新错掩旧错的行为要强得多。
由郭大军之母被劳教的前后过程及其所引发的全国舆论的反应看,劳动教养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种制度之不得人心,可由公众对最近数起劳动教养案的强烈反应中略窥一二。无论是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人权的角度看,还是从遵行宪法、避免法律体系内部冲突的角度看,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都已经不能再拖(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不能再拖》、《重庆还有多少仍陷囹圄的“任建宇”》、《坚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时候了》)。
现行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条文,违背宪法,与《立法法》等上位法律相冲突,是破坏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恶法”,必须依法予以废除。从有关劳动教养的“决定”和“规定”的条文,以及据此所发生的劳动教养案例看,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失去了改革的价值,只有废除一途。在现阶段,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其结果是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不会为之损益,公民人权保障程度和社会法治状况都会因此而提升,其效益几近“帕累托最优”。这样的制度此时不废,更待何时?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历史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年中,被劳动教养人员曾大幅减少。以全国计,被劳动教养人员在最少时只有5000多人。最近一些年,被劳动教养人数增加迅猛,其中很多人,就是像任建宇和郭大军之母这样的人。而任建宇和郭大军之母这样的人之所以被劳动教养制度“扩招”进劳教所,则是维稳思维和维稳方式的必然结果。当然,劳教所中被劳教人员越来越多的现实,就是对如此维稳方式究竟能不能维持和维护社会稳定问题的最好回答。
在一些地方中,所谓维稳,实际上就是“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要“摆平”、“没事”、“搞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那些摆不平、搞不定的人送进劳教所,这样就可以达到“没事”的状态,就可以“眼不见为净”。正是为了维稳,一些地方甚至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定下被劳教人数的“指标”,其做法之荒唐,无以复加。
由郭大军之母被劳教一案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维稳机构只负责按下葫芦压下瓢,而根本不闻不问葫芦和瓢为何浮起。这些机构只负责官员眼睛里的稳定,而不管社会是否真正稳定。一个上访的人,不论其上访的理由是否成立,只要上访、只要上访达到一定次数,就是维稳的对象,就是被劳动教养的对象。而这样的人,依照法律,其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根本不具被惩罚的条件。
由此可见,已经“非法”有时的劳动教养制度应该立刻着手废除。郭大军“微博救母”之类的事情不应在中国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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