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谁是“一九四二”的真凶？

　　杨 青

　　看《一九四二》，想到了话剧导演张广天在五六年前导演的一部话剧《圆明园》，这部戏的核心主题只有一句话：圆明园到底是谁毁的？在历史书上这笔账白纸黑字写得分明，是1860年八国联军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圆明园，而张广天要讲的是事实上火烧之后，国人自己的破坏，才让圆明园成为一片废墟。

　　1942年，只不过一场旱灾，居然夺走了河南300万人的性命。谁是真凶？谁又是从犯？

　　第一笔账当然要算到入侵的日本人的头上。从1937年的抗战爆发，到1942年日本兵临河南，片中逃难途中，死于日本人轰炸炮火中的难民最惨烈，人数也最多。

　　第二笔账当然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河南主席李培基怀揣河南的几千万人受灾的民情，坐在国家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面前的时候，却被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丘吉尔感冒这样的国际大事吓得不敢发声。在官员的天平上，河南一省百姓的性命，与所谓的国家大事相比，甚至轻得不值一提。

　　但就算是提了又能怎样？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把河南血淋淋的狗吃人的照片摊在蒋委员长面前，但他除了怒气冲冲摔掉一个茶杯外，又有何法？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到最后的不敢信，或者说信了也没办法，河南被他当成了一颗弃子、要甩的包袱，在救全国的大局下，300万人的性命这时竟轻如鸿毛了。最后象征性地拨去8000万斤救济粮，只够河南人均三天的粮食。更何况官员贪污腐败，救灾的粮食成了贪官敛财的机会，根本到不了灾民手里。

　　第三笔账： 地方自保。难民在洛阳城下遇到的是荷枪实弹的自家的士兵，不允许他们进城。士兵喊话：政府开始救济了，你要呆在原地，才有被救助的机会。而谁都知道呆在原地，就只有死路一条。

　　盛世唐朝，定都长安却把洛阳当作东都，现在反过来，洛阳这边的人要逃到长安了，好不容易有了火车，灾民们被剥掉行李，赤条条一无所有送到潼关，却又是原木挡道，荷枪实弹的重兵挡住生机。理由很简单，灾民都逃来了，我们这里也成了灾区。在灾难面前守望相助的传统让位给了各自保命的现实，逃过了日本人天上的炮火，逃过了野狗的追逐，逃过了路上的饥饿，九死一生终于拼到了可以活着的终点，却被拒之门外，要求打道回府。人生最悲凉的应该就是这一刻吧？希望变成了绝望，生途成了死道。老东家这时候只余一人，他往回走，已不是求生，而是求死，只求死得离家近一些。

　　上海在二战时曾给过2.5万辗转而来的犹太人最温暖的收留。但是在洛阳和潼关，面对从河南延津一带来的同胞难民，架起的却是无情的枪炮。

　　第四笔账：信仰活着。

　　饥饿灾难面前，人如何活下去。在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信仰是支撑他活下来的支柱。但是在《一九四二》中，面对灾难想趁机传教、扩大自己势力的神父，熬到最后，连自己也支撑不下去了，逃离而去。国人的字典里没有信仰两字。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有一个：向死而生。就像两千多年的孔夫子一样：未知生，焉知死？我们不管死，而只要活着，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活下去的途中，人性道德礼义廉耻被一条条剥去，人一点点回归到最原始的动物本性，以至于同类相食。而最惨烈的莫过于6万日军从五倍于自己的30万国军手中攻得下河南23座城市。

　　震撼的是在一九四二这个宏大的事件和命题中，冯小刚和刘震云不仅代300万死去的冤魂发声，更在为那些曾经的苟活者请命。

　　刘震云的这部小说原名就《温故一九四二》，温故才能知新。就像片尾，他妈质疑他又问这些糟心事儿，图个啥？

　　我觉得这才是值得人们好好琢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