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吁请国家设立枉死者补偿基金

　　为了生命尊严，吁请国家设立枉死者补偿基金

　　时间，跌落在水上，但总有一种记忆无法归零，总有一种悲伤无法随流水涣散。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死难者，或者说，非正常死亡者。他们或死于烈焰，或溺亡于暴雨；或被埋于矿难，或破碎于地震；或毁于车祸，或殁于空难；或走路被牌坊砸死，或随机被歹徒枪杀……生命的指针就在那一刻，猝然终结。亡灵在天上，但悲痛留给了他们地上的家属。这些年，死难者的家属过得怎么样？他们走出悲伤的海洋了吗？他们有了直面斑驳现实的勇气了吗？

　　我想起了里尔克的一句诗，“他们四处游荡，艰辛而屈辱，服侍着无知无觉的冷漠事物，他们的衣衫日渐褴褛，他们美丽的手早早老去。”也许，不是所有的死难者家属都那么卑微而痛苦地活着，但不少人陷入困窘之地，确是不争事实，我认识一个残缺的家庭，他是农民工，死于一场意外事故，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和70岁高龄的父母，配偶无工作，可怜的赔偿款又杯水车薪，他们活得异常艰难。

　　对于不少脆弱而沉默的遇难者家庭来说，遭遇意外死亡的往往是家里惟一的青壮劳力。劳力去了，就意味着顶梁柱没了，这个家的天就塌了，他们的世界从此变成灰色或黑色，活着就成了一件艰辛而屈辱的事情。我们从报道中可知，不少死难者家属因而走上不归路。

　　谁家亲人不是人，谁家骨肉不是肉？人死了，家属还在；活着，以勉强度日、油尽灯枯的方式活着，这是公民之悲、社会之耻、国家之羞。以生命尊严的名义，吁请设立国家枉死者补偿基金。

　　设立枉死者国家补偿基金，让死者安息，生者慰藉。

　　应该承认，每有灾害发生后，死难者家属会收到当地民政等部门的抚恤金，但显见的是，在物价攀升、货币泡沫化的现实语境中，抚恤金的分量显得那么轻微，它不足以支撑死难者家属继续前行。除了抚恤金，国家有责任设立补偿基金，救急遇难者家属，不让他们“艰辛而屈辱”地老去，否则死者怎能安息？我们在夜阑人静之际，又如何聆听来自亡灵的叹息，以及面对自己不安的灵魂？

　　设立枉死者国家补偿基金，是大国良心的展现。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审量一个国家的分量，一个政权的魅力，不能只看华丽的GDP，只看雄壮生长的高楼大厦，也不能只看有多少富可敌国的财主，更要看如何对待那些苦苦挣扎的弱势群体，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者。死难者家属，显然属于此列。亲人已经远逝，痛苦难以挥遣，家境随之不堪，此时，职能部门有责任拿出一笔公帑，补偿他们，别再让他们陷入无望的困境之中，或为了求得补偿而奔走上诉。

　　设立枉死者国家补偿基金，就是尊重公民权利、昂扬公民尊严。

　　每个遇难者都有一个名字，名字上有着体温，有着尊严，有着公民权利；每个公民的背后，都站立着整个国家。从设立国家哀悼日，到如今公布遇难者名单，从曾经的第一次为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并降半旗志哀，到国家台主持人一个个地念出北京暴雨中死难者的名字……公民的尊严日益变得丰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善待国民，国家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设立补偿基金就是其中一种，这可以让死难者家属走出痛苦泥淖、感受制度暖意，最终使公民尊严舒展开来，葳蕤生长。

　　当然，设立枉死者补偿基金，只是经济方面的补偿，而遇难者家属需要的其实更多。菲律宾人质事件发生后，我们从媒体上看到，香港社会福利署立即随港府专机飞抵马尼拉，跟进死伤者家属的需要。家属及幸存人质回港后，社署继续针对每一个家庭和个案进行跟进，包括心理、经济以及日后生活安排等众多方面。社署发言人认为这是分内的事，也是政府的职责。诚然，死难者家属的心理需要救济，经济需要抚恤，而日后更长远的生活也需要周全。这一切，都需要形成制度性安排，职能部门无权缺席，亦无权视而不见。

　　“希望今年今日是我家悲伤的终点，放下悲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去年动车事故中幸存者小伊伊的叔叔项余遇，于7月23日中午，在微博中写了这一行字。字数不多，但叩动人心。在充满风险的行进中，我们都是幸存者；在切不断的血脉联系中，我们都是遇难者家属。放下悲伤，走向温暖，我们需要抱团取暖，更需要国家以公民为重，以良知为基，以制度安排为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