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翔：“偷医救妻”案的另一个诱因是什么

　　编者按： 私刻医院收费公章，给妻子做了4年免费透析，逃费17.2万——北京男人廖丹上演了一出真实的“偷药救妻”故事。这个“道德两难困境”发生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沉重的。廖丹案如何裁决，是法官面前的一则难题。“廖丹式困境”如何通过机制的转变得到改变，则是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考题。下面这篇文章，可视为一种答案。

　　7月13日快报A2版刊发了在全国引起热议的北京东城区“偷医救妻”案的报道。各地媒体都给予了该案极大关注，网媒的信息，也同样一致地表达同情与唏嘘。面对一例所谓的“诈骗犯罪”案件，社会被引发的却是高度统一的意见，几乎是一面倒地呼吁原宥当事人。这样的案情，真是值得我们反思、深思。

　　首先，我们要反思，当事人究竟被何所迫。

　　各媒体报道时，都用了“被迫无奈”一词。在深化推进医改的背景下，我国的医疗保障机制已经可以覆盖到几乎所有国民，照理，廖某这样的窘境，理当早就被消除的。从报道的情况来看，患者杜某也并非没有机会获得保障机制的照护，“回河北老家”还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的，只是“身体经不起来回折腾”而可望不可即啦。据《西安晚报》7月13日张贵峰的《“私刻公章救妻”拷问民生医保之痛》介绍，类似廖某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他们可以在原籍参加新农合医保，但“囿于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而“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目前医保险种林立、多头管理、制度摩擦、效率低下的现状，就是“迫”出这个案件的“凶手”。要使得党和政府的温暖高效切实地落实到需救济人员的身上，就必须抓紧诸险合一、建立统一全民医保体系工作。早在2010年7月19日的本报B37版，就呼吁“必须颠覆性地重构和改造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合并山头、诸险合一，促成医保本系由繁杂、低效向统一、高效转变，是最终形成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统一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制度，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据报道，南京市今年年底前将成立社会保障管理中心，承担各类保险基金的征缴结算管理服务。明年6月前南京新农合与居民医保并轨，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一管理，使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在实质性医改方面，这是开全国风气之先的创举与壮举。

　　廖某“偷医救妻”，以犯罪的高代价博得国人同情，这并不能解决深层问题。唯有在公民医保制度上尽早实现基本公平，才可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