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蓟县大火，权威发布何以压不住传言？

　　蓟县火灾所暴露出的政府工作为传言所困的局面，是公信力匮乏的外部表征。政府所发布的信息需要媒体反复加以印证，才能逐渐为公众所接受，这样的现象不仅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反思，也值得整个社会深入思考。

　　7月13日，本报刊发了关于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火灾的独家深度报道。本报记者历时数天、驱车数百公里，走访了20多个村庄，对网传的火灾遇难“百人名单”进行了调查核实，结果发现，该名单不仅存在不少讹误，而且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村民和有关部门人士否认。记者的实地走访，逐步还原了蓟县火灾死亡人数的真相。这个寻获真相的过程，以及这一真相与政府披露信息的“意外”吻合，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6月30日下午，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突发大火。当天晚上，当地政府初步确认10死亡、16人受伤，这一官方消息并未马上得到坊间舆论的信任。7月6日，当地政府进一步确认火灾致死10人，并公布了相关名单。但与此同时，网上开始盛传火灾死难者人数高达378人，同时由网友根据零碎信息整理的所谓“百人名单”也开始出笼。围绕蓟县大火，权威发布与民间传闻“两层皮”的现象愈演愈烈，对当地政府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蓟县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感叹说：“我们从火灾当天就开始发布人员伤亡数字，可是老百姓就是不信，非得信传言。”

　　不信政府信传言，这种奇怪的现象不只发生在蓟县大火这一件事上。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蓟县火灾的处置过程和相伴随的舆情变化，却能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平心而论，蓟县以及天津市有关部门对火灾的扑救是比较及时的，信息发布及善后工作也算得力，从中不难看出，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其实与救援和善后本身并无实质性联系，而主要缘于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诸多工作环节的脱节。这种脱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不对称”。

　　首先是政府信息发布与证据披露的不对称。面对商厦火灾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旁观者一般都会建立一种情景预设，并由此得出某种伤亡预判。当个人预判与官方结论存在较大落差的时候，不信任情绪就会产生出来。蓟县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公布伤亡人数时，没能同步提供来自救援一线的证据材料，官方结论也就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撑。直到火灾发生将近十天后，才有两段视频监控资料被不知何人发布在网络上，而这两段真实的视频，恰恰能够佐证官方的结论。如果这些证据能够及早发布出来，其实完全可以纠正外界的误判，消除“卷帘门关闭”等不实传言，对众声鼎沸也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其次是舆论管理与舆情引导的不对称。在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普遍建立了突发事件应对处理机制，也积累了对自然灾害、突发灾情以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经验，但在舆情引导技巧方面仍然处于较低的段位，仍然习惯于控制信息流通的做法。要知道，发生在网络背景下的公共事件，都不会只存在单一的信源，如果真实和权威信息发布不准确、不全面、不及时，传言乃至谣言就会应运而生。蓟县大火发生之后，当地没有第一时间开放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信息饥渴的现象。有人做过专门统计，对商厦火灾这一众所关注的事件，天津市政府的官方微博在最初的关键阶段只发布了两条消息，且对微博空间的大量传言未作回应。蓟县方面所谓的“进一步回应”，也只是以传唤3名“传谣者”作结。这种对民间传言的无视或过度警惕，导致政府丧失了舆情引导的先机。

　　再次是政府安抚措施与民间悼亡情绪的不对称。在一个人道的社会里，任何伤亡较大的事件不仅会给当事人及其家属带来伤害，也会给民众的心理造成集体创伤。对这种社会伤痛做出必要的安抚，是政府应急处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糟糕的是，在火灾余痛未尽、众心犹炽的时候，7月5日，当地某官博发布了小白楼啤酒节盛大开幕的消息。从该条官博的数千条评论中不难看出，不合时宜的啤酒节把外界的不满情绪几乎推向了极致。政府机构没有表现出将心比心、与民同伤的人道情怀，是信任感丧失的又一重要原因。

　　有人说，政府公信力是当下的一种稀缺资源，这种说法不一定对，但如果说公信力是我们时代最为珍贵的资源之一，相信不会有太多异议。其珍贵性表现为，政府发布的信息、所采取的举措，如果没有公信力作为基础，就很难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其珍贵性还表现在，公信力需要各级政府的持续维护与加固，却又很容易在个别事件中被挥霍。蓟县火灾所暴露出的政府工作为传言所困的局面，其实也是公信力匮乏的外部表征。政府所发布的信息需要媒体反复加以印证，才能逐渐为公众所接受，这样的现象不仅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反思，也值得整个社会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