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留守人群，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痛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由此带来的农村留守人口现象自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在城市与乡村的分隔之下，一面是城市务工人员在生存和现金收入压力下的艰辛劳作、坎坷谋生；另一面是他们留守农村的家人同样沉重而苦涩的生活现实。亲人的分离和家庭生计的维系，使留守村庄的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生活承受了深刻的变化与负担。中国农村留守人群之痛，实则是现代化之殇。

　　沉重：农村留守群体的现实生活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计和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家庭生活的变动给留守儿童的生活照料、学习表现、内心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父母监护的缺乏、现有监护的不力，让部分留守儿童在生活中面临安全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调等成长风险和隐患。

　　对于留守妇女，她们独自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承受着多重生活压力。“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是留守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沉重的劳动负担和家庭负担使留守妇女不堪重负，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夫妻二人拥有不同的生活世界，在知识、信息、观念、价值观等方面也逐渐显现出差异。流动与留守造成的长期夫妻分离，使得婚姻应有的一些功能很难实现，夫妻生活的不和谐使得他们的婚姻存在很多潜在问题。

　　此外，随着承担主要赡养义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长期的两地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同时，由于子女的外出，农业生产、照看孙辈、人情往来等重负都压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导致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令人堪忧。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对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能力十分微弱。社会转型伴生的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价值观念的改变等，又进一步增加了留守老人获取养老资源的难度，使留守老人的养老面临更大挑战。

　　分离：家庭之痛？现代化之殇！

　　针对农村留守人口的产生，通常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不仅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户生计水平。借用经济学者的话语，乡城迁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它是农村家庭在进行权衡计算之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与此同时，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使农村人口难以实现举家迁移，留守人口的出现是家庭为实现收入最大化而做出的权宜性决策。经济人假说倾向于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现象归结为个体理性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归结为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与决策。

　　然而，农村留守群体沉重的生活现实果真是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群体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结果。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历来都是向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剩余和资源：建国初期，我们是以统购统销和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是通过城乡壁垒的松动和对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将农业劳动力引向城市，以便“现代部门”能够以廉价的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农村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作为工业化所必需的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以及工业部门摆脱危机时的产品倾销市场。在资源被转向城市的同时，传统的农村也愈加受到商品化的侵蚀与挤压，巨大的货币压力迫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忍受亲人分离之痛，到城市去寻找谋生之路，而留守乡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也不得不背负着同样沉重的身心压力。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太多触目惊心的新闻事件和媒体报道，目睹了留守人口的沉重压力是如何在他们自身和家庭中上演着一幕幕悲剧——“江西1家5名留守儿童溺亡 爷爷奶奶痛不欲生”、“留守母亲毒死幼儿并服毒自尽”、“十二岁留守少年弑杀亲人”、“农村妇女开‘十元店’接客”……任何人都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他们的失责、冷酷、无情甚至轻贱，因为这样的悲剧恰恰是这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所造成的，而且在那样的生计压力下，任何人也不能假设会做得比他们好！

　　倘使有所选择，每个爷爷奶奶都希望看到孙辈们绕膝承欢，而不是哭喊抚摸冰冷的5口棺木；倘使有所选择，每个母亲都希望陪伴子女健康成长，而不是在丈夫外出的孤独与无助中绝望地扼杀自己的亲儿；倘使有所选择，每个女性都希望活得尊严体面，而不是面对生存的压力无奈地出卖肉体；倘使有所选择，每个孩子都希望在父母面前撒娇嬉闹，而不是因为缺少管教、性格扭曲直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不幸的是，这样的选择已经被增长导向的现代化发展碾在脚下，农村家庭的幸福成为了社会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应对：怎样的乡村？怎样的生活？

　　农村留守人口现象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众多社会问题之一，它的产生受社会发展、家庭环境以及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又与其他农村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密切相关。农村留守人口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必将持续存在。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对针对农村留守人口的支持性举措，例如，学校教育中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活动、社区互助组织的成立、心理咨询活动的开展，等等。这些活动为维系留守家庭与外出人口间的沟通、缓解留守人口的劳动负担与心理压力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有助于留守人口生活现状的改善。然而，我们对留守人口现象的解决不应该抱有任何工具化、简约化的理念，这些支持措施只能是积极“缓解”、“应对”留守人口现象，而无法解决留守群体的核心实质问题。农村留守人口在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生存的压力下所遭遇的家庭分离、亲情缺位，是无法由社会支持活动的“工具包”能够解决得了的，更不存在万能的政策良方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留守人口面临的所有问题。

　　留守人口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群体现象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是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的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农村发展现实似乎是：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城市偏向、物质增长和商品观念的主导下，农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与商品化，这对于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的建立和社区信任与活力的重建都是巨大的挑战。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民被迫征地上楼、教育进城、工业和资本下乡……目前的发展政策仍然在以“现代化”的模式加速对农村共同体的瓦解。

　　在这样的村庄，很多村民感到的是死寂、空荡、沉闷、落寞、陌生和凋敝，远不是农村留守人口能够守望相助、获得支持的宜居家园。面对沉重的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在我们的发展政策、思维意识和日常生活中，也许应该思考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村居民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以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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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专注研究中国农村留守人群现状及思想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