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耗资”2000亿引资不合时宜

　　近日，作为“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外资项目”，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落地西安引发争论。媒体披露，该项目总投资将达300亿美元。而为了吸引落地，当地可谓下了血本，优惠条件计算下来折合2000亿元乃至更多。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繁荣的秘密是什么？其中，独特的地方官员考核和激励机制并由此形成的地方GDP竞争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引擎算是“不争的事实”。沿海地区曾经用土地、廉价劳动力和税收等优惠配套设施等等吸引海外投资特别是跨国企业入驻。今天，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不断被质疑。

　　耗巨资“摘星”，实际是沿海地区过去发展模式的翻版，之所以引起如此舆论反弹，则是因为过去被容忍的规则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首先是因为当地提供的这些优惠措施，是在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已被取消的大背景下发生的。2010年12月，国务院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两税合一”被认为是外资企业优惠待遇变成平等待遇的标志：在中国加入世贸5年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不仅让其在税收政策回归国民待遇，而且有关的其他因素包括土地价格上、环保、劳工待遇，水、电、物流等方面，都取消了原来的多方面优惠。这一企业“平权运动”，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我们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的急切，在2009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西安被定为“国际化大都市”，并进一步要求在经济区建设“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但近年来，虽然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但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却一直处于颓势。而且，面对重庆、成都等同为西部中心城市新区的竞争，西安高新区在最近几年也缺乏类似重庆惠普、成都Intel等重量级外资项目。可以说，地方GDP竞争是这次“摘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摘星”到手是否能复制此前长、珠三角等地区的繁荣经验需要继续观察，但是从根本而言，这一简单重复的举动，在今天强调政府之手退出市场，寻找新发展方式的时刻，是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某种破坏，也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某种倒退。

　　耗巨资“摘星”另一不合时宜之处，在于今天经过互联网启蒙的民众，已然与20年前不同，对政府决策的透明化公开化阳光化均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此大手笔的招商成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路径。“摘星”的消息一经披露，就有民间激烈反弹之声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