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祥：茅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限制“三公”消费，拿茅台开刀，显然是在指桑骂槐。

　　限制“三公”消费，拿茅台开刀，显然是在指桑骂槐。茅台本无邪，民众之所以把“三公”消费的板子打在茅台身上，更多的只是找个靶子迁怒出气而已。那么，既然民怨很大，官员就不能稍稍戒口，黜奢崇俭吗？

　　殊不知，茅台亦非我所想，拉菲亦非我所愿，官员也有满腹的苦水。我们来看新近两则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张传林在“两会”讨论中说，现在再叫他去当市委书记，坚决不去，最怕的就是喝酒，有些人当了一任市委书记，基本上就倒了。

　　而茅台酒产地贵州仁怀市一位副市长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更坦言，该市招待重要的客人用的主要是茅台酒，而重要客人的标准，就是地位在仁怀市之上的党政部门。

　　看来，像张部长这样真是喝酒喝怕了。那么，既然这样抵触酒，为何还要硬着头皮往下灌呢？后面那则新闻算是点中了要穴。和其他公款消费无异，所谓买的不喝，喝的不买，就算茅台列入报道中市委书记、市长的消费清单，他们最多也只是陪酒买单的角儿。市委书记、市长，官至地厅级，尚已用“喝酒的成本之高，伤亡之大”来形容自己的苦不堪言，要到了基层，那岂不是更情非得已？

　　最近听某贫困县的一位官员和我说起一件事。一次，上面来了一位领导，还带了一个项目。可碰巧那天，县里来了好几批领导，职位都比那位领导大。而县里党政一把手只有两位，分身乏术，领导来头大，又不能来回串场敷衍，于是只好派出副县长专门接待那位领导。

　　那位领导一看接待他的是副县长，已经不悦，待走进包厢，看到餐桌上放的是县里的特制土烧酒，更加不快。负责接待的颇能察言观色，见状赶紧把土烧酒收掉，换上茅台。可那位领导甩甩手说，我不喝酒的。快结束饭局的时候，同去投资的一位老总说，这里环境不错，可考虑把项目引到这里。然而那位领导面露难色：“你不能这么快就决定啊，要多走走，好好再研究研究。”后来，这事就黄了。

　　有意思的是，几天以后，当这个县的县长到上头开会时，那位领导特意当着他的面，扯着嗓子和邻县的一位县长说，啊——昨天在你们那里喝高了，现在还有点晕晕乎乎。果然，后来那个项目就落到了隔壁县。

　　说到底，茅台虽只是酒，但有时候还真能四两拨千斤。一些官员之所以看重茅台，或许是因所承载的身价和人情，或许是因官员的轻浮和虚荣，但我隐隐感觉，这其中是不是也有一种基层向上传导的官员普遍缺乏安全感的信息呢？只要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民众的检视，而是来自上级的喜好；只要官场权力运作还是“雾里看花”，如官员升迁、项目审批等方面不透明，下级就还得陪酒赔小心。靠道德约束，毕竟不太靠谱。预算公开又怎样？可以找人买单吧，办法总比困难多。

　　可以看出，对“三公”消费，要管住的不仅仅是财政预算的开支，更重要的是透明和约束权力运作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官员才会清楚，到底是应该喝茅台，还是喝土烧酒？因为谁也不想有一天被媒体逼到墙角，被一遍遍地追问：你喝的茅台，谁买的单？钱从那里来？你要向民众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