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姚晨、白岩松等谈中国梦

　　易中天对话袁隆平：禾下乘凉梦

　　易中天：您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您自己挨过饿吗？

　　袁隆平：挨过。1960年前后，全国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处于半饥饿状态，我本人也尝到了没有吃饱的苦头。

　　易中天：那时好像有一个科学发明叫双蒸饭。

　　袁隆平：对，双蒸饭就是蒸两次，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很大。但是食物就那么多，吃下去就消化掉了，更饿一些。

　　易中天：我们知道吃饭是全人类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但是怎么种粮食的人老被人瞧不起？我记得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一个省有两个学院，一个叫农学院，一个叫林学院，后来并校变成农林大学。结果这个学校的人就很有意见，你叫我们农林大学，眼睛不好的一看就成农村大学，耳朵不好的听成农民大学，好像沾着农字不怎么地，为什么？

　　袁隆平：为什么他们瞧不起农业呢？因为原来中国的农村很落后很贫穷，所以他们瞧不起农民。但是现在要刮目相看，现代的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一辈的农民了。现代农民很多东西都是机械化、电气化、电脑化，非常先进，像水稻现在可以一亩地900公斤以上，再隔几年可以上1000公斤，这是现代农民。比如说病虫害，过去都是趴在田里找，现在那个装置在田里面，我们在电脑里看虫子活动，很先进的。那个施肥，营养仪备好在那里，都是现代的，与过去原始的农民有天壤之别，所以说现在应该刮目相看现代的农民，不是过去古老的农民，现在学农的也开始多了些。

　　易中天：您觉得有什么办法能让农民富起来呢？

　　袁隆平：单纯种水稻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但是我有一个曲线致富的建议，就是我们通过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让3亩地产现有4亩地的粮，我们叫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种三亩地产四亩地粮食，我们就省出一块地来搞其他效益高的经济作物，蔬菜、水果，养鱼、养螃蟹等等。

　　易中天：您自认为是精神首富，精神富翁的感觉是什么？

　　袁隆平：精神很满足啊，比物质首富还好些，钱多了没用的，穿衣服就那么几件，你吃饭就那么多，钱多有什么用呢？

　　易中天：钱多了可以捐出去嘛。

　　袁隆平：钱能捐出去，做好事。但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比物质上的安慰更值得我们追求的幸福。

　　易中天：您的中国梦叫禾下乘凉梦，禾下怎么乘凉？

　　袁隆平：对，我真做过这样的中国梦，还做过两次。我梦见四年前研究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穗粒有花生籽那么大，我就跟我的助手在稻穗下乘凉，叫禾下乘凉梦，我现在愿意让我这个美梦早日成真。

　　易中天：您的美梦要是成真了，我们的粮食都吃不完了，全体中国人民都富起来了，那时候干吗呢？

　　袁隆平：搞文化娱乐，搞精神文明。

　　易中天对话白岩松：每个人都是记者

　　易中天：你刚才不是说欢迎全民都成为记者嘛？我先来问个问题，全民都成为记者，新闻真实性怎么保证？

　　白岩松：我觉得正是在全民都成为记者的前提下，真实性才在做完加减乘除之后被更大范围地体现出来，所以今年我们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在全民皆记者的时代里，记者该怎么当记者。

　　易中天：那谁来做这个加减乘除？

　　白岩松：我觉得，永远要相信群体的力量，也许看某个个体在网络上、微博、生活中都有可能犯错误，甚至没有带来真相，但是当构成一个群体的时候要相信最后的得分是真相。

　　易中天：群体的一定是正确的？

　　白岩松：最后加减乘除之后，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过去我们试验了很多不把权利交给群体的时候，不也没有得到我们期待的结果吗？

　　易中天：你说过，要说出真话来是需要勇气的，有时候是需要忍受委屈的，你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吗？

　　白岩松：我首先必须承认，在所有被致敬者里边，我是惟一必须感到不好意思和脸红的。别人都在推动某一个事情不断向前进步，但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我不觉得我多做了一些什么。我不过是在做二十多年前老师教给我的底线。有人说你被致敬了，我说为什么把致敬杯给我，他说因为你说真话。后来我意识到不对，就像生活中你夸奖一个人，你这个人真好，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偷东西。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说真话是底线，不是上限。现在我们生活中不由自主的有很多底线变成上限了，比如食品现在没有人追究是不是好吃，而是说没放其他东西。我也不希望拥有这样忍无可忍的机会。我觉得人都是为希望向前走的，我觉得希望还在。

　　易中天：那你认为这个高标重要还是底线重要？

　　白岩松：从目前的中国来看，如果离开新闻去看，很多行当，很多标准。我们谈梦想，就像这个大殿堂一样，太高了，但是要一步一步去靠近它。我觉得首要任务是制止底线不断下滑。第二步是夯实底线。第三步，慢慢抬高底线。然后第四步，站在不断提高的底线上，靠近梦想。

　　白岩松对话陈道明：做“正常”的演员

　　白岩松：你说三个职业你都没有选上，最后做了演员，我说你幸亏做了演员，因为别人齐步走的时候你在散步。想过没有，在军队里边你怎么样？

　　陈道明：在军队里面我不会，因为我认为任何自由主义都是在一种制约下，成为一种心愿的时候，才能达到自由。自由主义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是有底线的，是有秩序的，从理论上理解的自由主义往往和现实中传说的自由主义完全是两个概念。

　　白岩松：以你的性格在军队里可能是个特棒的好兵。

　　陈道明：也可能是一个特别让人头疼的兵。

　　白岩松：你说你很大愿望是想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有人说在这个圈儿里陈道明不那么正常，不是见到谁都是笑脸，不太好接近，怎么理解别人认为你不正常？

　　陈道明：“正常”为什么是我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里最原始的愿望呢？正常就是说社会、国家、家庭以及职业都在一个有序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安全的，这一点点的正常现在都有点儿悬。现在社会缺乏一种安全感，包括我们这个职业。其实作为一个演员，是个戏子，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说法。我们一般都是在完成作者、完成导演派给我们的指令。到了现在，我不愿意了。所以我在选剧本的时候，我会选我能够跟社会对话的一部分的内容和人物。因为我觉得来这一世，不能只取悦别人。

　　白岩松：得取悦自己。

　　陈道明：这是关键，就是说你自己能正常地抒发你自己的愉快和不愉快、看法和对问题的批判性。我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这次给我致敬，我也跟南方周末的人说，我没有这么大的作用，我没有一个完整的职业体系，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事情的看法。说好听了，我只是一个演员。娱乐奖我不太爱参加，但是这个致敬，如果给我，我倒是可以来。因为我觉得它不同于那些奖。假的成分少。

　　白岩松：从你这个行当来说，远了说奥斯卡说金马奖，近了说金鸡百花，但是这个致敬偏偏是给陈道明，掂量起来的时候不太一样。

　　陈道明：有点奇怪，对于我来讲有点重。但是呢，我刚才跟南方周末的总编在后台说了一句话：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底线，只要是牢记一句话，我们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去说。这句话就是：我们都是爱国者。

　　张立宪对话贾平凹：中国气派的写作

　　张立宪：近20年来，只要贾老师一出手，就是各出版社争夺的对象。您今年的新作《古炉》的责任编辑是我师妹，她跟我说贾平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跟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多年的感情了，只要出了书，不管有多少家来抢，他不会考虑别的家，是这样吗？

　　贾平凹：应该是这样吧。

　　张立宪：万一别家给的条件，在陕西都够买好几套房子了呢？

　　贾平凹：创作吧，严格的来说靠写作赚不了多少钱；出版单位吧，我平时也是没有多少瞧不起的。关系熟了，有感情了。就像串门一样，到谁家去得多了，就熟了，就经常去。

　　张立宪：好像是和现代商业社会完全不太合拍的一种观念。

　　贾平凹：靠写作，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挣不了多少钱，现在是我自己搞书画作品，书画可以养活文学。

　　张立宪：《古炉》有67万字，您认为现在的读者还能读这么长的文学小说吗？

　　贾平凹：现在是娱乐消费时代，但是文学应该是不会消亡的。总有一部分人要读书，不管是电脑上阅读也好，用一句老话来说，文学的神圣性依然是存在的。

　　张立宪：上海有一个“古炉研讨会”，陈思和先生说《古炉》完成了中国叙述。您怎么理解中国叙述？

　　贾平凹：严格来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无法谈，我在上海见过陈思和教授，他是大评论家，他当时说《古炉》完成了中国叙述，3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从翻译开始慢慢过来的。但是一直对中国叙述……更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是我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

　　张立宪：《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说：“对中国农民的遗忘是这个时代做得最彻底的事情。”我看对“文革”的遗忘，也是我们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儿。您这部小说写了“文革”和农民。

　　贾平凹：写“文革”的作品相当多，但是从社会角度来写这个，就像《古炉》的写法，也是一种写法，以前也有这种写法。

　　张立宪：刚才我说“文革”题材和农民题材现在已经很少触及了，但是他很谦虚，他说写这一类的小说很多，但是《古炉》仍然是很独特的小说，据我看，他大概是写出了“文革”的内因，在那片土地上，“文革”是肯定要产生的，只要稍微有一点外因推动，我这样解读不知道正不正确。

　　贾平凹：是这样的。谢谢你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