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社会冲突频发 不要把弱势群体逼入生存绝境

　　最近以来，贵州瓮安事件、上海袭警事件……几起恶性事件在短时间内相继发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震惊之余，也在反思。而笔者日前看到的两则新闻，或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些恶性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7月3日上午，一外地瓜农来郑州卖西瓜时车坏在路边。一办事处人员不问青红皂白，掂起瓜农的秤放进车里。瓜农前去夺秤，执法车从瓜农小腿上轧了过去。附近的群众堵住执法车不让走（7月4日《东方今报》）；海口的机动三轮车久禁不绝，三轮车主拉帮成派，暴力抗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有城管队员被暴力抗法者砍断脚筋，住院治疗半年多至今仍然带着残疾（7月3日《海南经济报》）。
　　
　　“混沌理论”认为，纽约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可能导致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应该承认，有些突发公共事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这些恶性事件背后都有一定的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也有论者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指出，“恰恰是一些基层政府治理功能的弱化，矛盾不是迅速地解决，而是长期地积累起来，官员与民众不是和谐的互动，而是关系紧张缺乏互信。”这些看法都是很独到的。
　　
　　而从上述两条新闻看，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局面正在生成，那就是一些基层政府在某些治理功能上过度亢奋，不是缓解和消除矛盾，而是不断地制造矛盾，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称之为更危险，则是因为它并非个别的、偶为的，而是一种“合法化”的制度安排。
　　
　　有人可能已经猜到我说的是城管制度。的确如此，自从城管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勃兴以来，逐渐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如果要评选新闻最多、最集中的部门，城管肯定当仁不让排第一，因为它总是在制造矛盾冲突。尽管一些地方政府为此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执法前先敬礼”、“首次违法免于处罚”等，但总体来说还是以矛盾冲突为主。从湖北天门城管打死市民，到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再到深圳城管为争地盘互斗……每一次总能成为矛盾的焦点。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也会遇到矛盾，但从来没有哪一个部门，会像城管部门遇到的矛盾那样多、那样深。
　　
　　犯罪社会学中有一个“犯罪饱和”理论，正如一杯水只能溶解一定量的糖和盐一样，一个社会也注定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要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而城管部门是直接与小商小贩打交道的，后者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如果权力部门不仅不能善待之，反而还要不断地侵犯其权利、剥夺其尊严，把他们逼入生存绝境，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的“定时炸弹”。
　　
　　在现行城管制度下，城管部门的执法权过于集中，加之一些城市为了追求“绝对美观”，不断驱逐在城市中辛苦谋生的“走鬼”，使城管与管理对象的矛盾越来越大，成为了一些恶性事件背后“深层次因素”。事实上，城管与小贩的矛盾已经引发了不少恶性事件，如“油泼城管”在许多地方都曾经上演。就在上海袭警事件发生后不久，7月2日清晨，一刘姓男子持械闯入杨浦区五角场镇某办公驻地，砍伤一名城管队员后被民警当场制服，原因就是城管队员没收了刘某的西瓜……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管领域的矛盾和冲突还在不断激化、升级。可以说，城管制度积累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端，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记得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每一个罪犯都是社会的弃儿。一个人犯罪，整个社会都应该为之承担责任。”（大意）这就告诉我们，没有一起犯罪事件是孤立的。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每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关怀、愤懑和不满得到宣泄，让每一个公民都活得有尊严，使公平和正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实现，显然值得全社会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