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国旗的六角星本意在民族和解
如果只是一味将“同一个血缘”、“同一个族裔”作为立国基础和政治动员的主题诉求,那么只能导致狭隘霸道的族群歧视,和剔肉削骨式的族群清洗。
2008年2月17日,塞族议员集体缺席的科索沃议会表决通过了科索沃的独立议案,表决通过了科索沃的国旗与国徽。这面国旗以蓝色为底色,中间是金色的科索沃地图,地图上方是代表科索沃6大族群的6颗白色星星。
科索沃阿族人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曾长期使用阿尔巴尼亚国旗(以红色为底色,中间是一只黑色双头鹰)。
总体来看,这面代表科索沃的旗帜的基调是谦和的、隐忍的、温厚的,这与已解散了的“科索沃解放军(KLA)”以张狂和暴力为基调的国际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当年的KLA司令塔奇,现在是科索沃的内阁总理,科索沃的旗帜上也没有了草莽气,那些具有红色、鹰头等强悍的阿族标识的候选国旗都落选了,正选的国旗很温和,很西方。
这面旗帜所透露的信息是:(一)科索沃政权目前掌握在温和派手中,他们也具有了一个“新国家”所需的谨慎与胸怀,科索沃的新宪法和领导人声明都承诺要保护境内所有少数族群的权益,并为塞族等少数族群在议会中保留了席位配额;阿族极端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成为政坛主流。(二)科索沃这个“新国家”从孕育到出生以及今后的成长,都与西方的支持分不开,科索沃当政者难得的“多元族群主义”思想,也许是西方的政治导师为他们规定好了的课堂发言内容,至于如何在科索沃“尊重弱势族群”,他们课下还需好好地思考和练习。
此外,最终数量将达到1800人的欧盟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正兼程赶赴科索沃,准备把过去10多年间的科索沃莽夫们调教成能够管理国家的职场精英。这是一幅典型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图景。目前科索沃比较稳定的局面,也是仰赖于联合国、欧盟、北约在科索沃的强力存在,在200万人口的科索沃,维和部队曾一度达到2万人,从而使自1999年以来的托管、独立进程相对平静。这种对于某个国内问题的多边治理或国际治理,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政治潮流。
但是,科索沃的平稳独立,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是和谐的。科索沃被安排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世界上某些强大势力基于自身利益需求而极力促成的,而这些大佬们的利益需求仍在不断生长中,因此科索沃独立事件仍有可能在那些“非朋友国家”被复制;从科索沃独立的后续反应来看,科索沃也不会是一个仅有的特例,世界各地的分离主义运动显然都从这一胜利中受到了鼓舞。
科索沃宣布独立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有数千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活动,显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壮。他们新当选的总统塔迪奇说:“我绝不会放弃捍卫我们的科索沃,同时也会尽全力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而战。”这是一对自相矛盾的目标,基本上两者中只能选择一个。尽管塞尔维亚领导人否认会为了加入欧盟而放弃科索沃,但他们已经无心、无力夺回科索沃。《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于2008年2月13日撰文说:刚刚当选塞尔维亚总统的持亲西方立场的塔迪奇将会遏制塞尔维亚人的过激反应,而美国和欧洲人也将会遏制阿族人的过激行为。
看来科索沃独立是一场得到控制的政治戏剧,西方大佬们既笼络住了塞尔维亚的塔迪奇总统,也控制住了科索沃的塔奇总理,交易替代了暴力。政治活动与追求零和效果的战争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政治戏剧中不需要上演盲目死拼和贴身肉搏的激情戏,政治戏剧要的只是一个大致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果。所以,人们可以说政治是残酷的,但也可以说,政治是“文雅”的。
不过,“文雅”的政治也有可能被野蛮的战争所打断。科索沃“文雅”地独立了,独立当天还举办了文雅的古典音乐演奏会,但这种上层政治斗争受到控制而下层当事人受到深刻伤害的局面,并不能保证科索沃今后不会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
留在科索沃版图内的塞族人是科索沃独立事件最大的受害者,科索沃阿族人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他们仍然紧咬不放,以“受害者”的姿态对塞族人进行同态复仇,他们不得不承受着成为“海外孤儿”、接受异族统治的痛苦。作为科索沃旗帜上6颗星中的一颗,10多万科索沃塞族蜷缩在几个聚居区内,感受到一阵阵袭来的寒意,并做好了誓死抵抗和随时溃逃的准备。
包括科索沃、波黑在内的巴尔干地区历来不缺乏极端民族主义和族群对立的受害者。现代政治文明并不赞成把“同一个血缘”、“同一个族裔”当做政治上的“集结号”而进行民粹主义式的政治动员,人们认同一个国家,最重要、最牢靠的理由,应当是能够在这个国家获得自由、快乐、希望。如果只是一味将“同一个血缘”、“同一个族裔”作为立国基础和政治动员的主题诉求,那么只能导致狭隘霸道的族群歧视,和剔肉削骨式的族群清洗。
科索沃旗帜上的6颗星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阿尔巴尼亚族,也包括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等族群,后面这些族群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苦楚,但背后都还有一个同名的国家在充当保护人,而科索沃境内那些为数不少的吉普赛人,这个没有高等家世和高等户籍、命中注定漂泊无依的族群,在这个仇恨丛生、民生凋敝的地方,日子恐怕更加难过。
人类因血缘、族群、语言、肤色、宗教而对立、分裂,源于人性中的缺陷,更源于制度环境的缺陷。我曾领教过KLA对中国人的仇视,也曾被联合国报告中科索沃阿族遭受残害的细节所震惊。我曾直接体验到或间接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分血缘、族群、语言、肤色、宗教的差异而和平相处,共同分享某一种快乐,一时间成见、芥蒂、仇怨、隔阂、等级之念、彼我之防,都不见了,大家都只是单纯的一个人。但把记忆和镜头推远,又觉得那是现实世界中一些偶然的、暂时的,乃至不太真实的碎片。
(作者系暨南大学教授,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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