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贝-布托的政治遗言

贝·布托用生命，实践了他父亲的政治遗愿

　　在南亚，家族政治不绝如缕，政治家族内的成员的非正常死亡也如影随形。1979年，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里·布托被军人政权以绞刑处死，他是巴基斯坦首部体现了民主化、世俗化精神的宪法的倡立者。后来，授意判处布托先生死刑的齐亚·哈克将军不知为什么，座机在天上爆炸，死掉了。

　　2007年12月27日，阿里·布托的女儿，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遭自杀式袭击而身亡。贝·布托的自传叫《命运的女儿》，她的遗体已启程返回她的家乡信德省，她的墓地将与她父亲的墓地为邻。

　　1986年，贝·布托回国向军人统治者齐亚·哈克发起挑战时曾说：“有人劝我退出政治舞台，说我可能重演我父亲和我弟弟的悲剧。还有人说，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不是为女人准备的。我的回答是，我愿意走艰险之路，并准备跳进死亡之谷。”2007年10月，贝·布托不顾死亡警告再度自国外流亡地返国，领导人民党参与2008年1月的大选。在回国后的第71天，有“铁蝴蝶”之名的她，飞进了黑暗的死亡之谷。

　　阿里·布托所倡立的1973年宪法规定了定期普选、总统与总理间的权力制衡、议会与行政机构间的权力制衡，并且禁止歧视妇女和少数教派，禁止种族歧视，这些规定对于一个还残留着许多前现代因素的穆斯林国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穆沙拉夫在执政之初和最近，曾两度以“非常时期”的临时宪法取代1973年宪法，但2007年12月15日，穆沙拉夫被迫再度恢复行使1973年宪法。贝·布托是在她父亲倡立的1973年宪法体制下为参与议会选举而死于竞选现场的，这或许是她的灵魂可以感到些许欣慰的地方吧。

　　父女两代人，为政治生，为政治死。父亲曾在伯克利、牛津求学；女儿曾在哈佛、牛津求学，还曾经是牛津大学辩论社的领导人。父女俩热切希望把西方现代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引入巴基斯坦，他们先后担任领导人的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张议会民主、自由平等、混合经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可贵的理想主义热情，在充满惰性和压制的社会里，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力量，它不一定能使社会变得更好，但至少可以阻挡或延缓社会的向下沉沦。

　　当然，巴基斯坦社会也保有它自己传统上的运行速度和运行方式。这个国家过于分裂和涣散，它与阿富汗接壤的山区因成为塔利班的新巢穴而有“塔利班斯坦”之名。在其国内许多地方，人民效忠于地方、教派、部族、家族，国家作为一个建制单位还显得脆弱、不太合格。穆沙拉夫作为军事强人所领导的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其实是一个弱政府，对于山地部族的割据行为无可奈何。就各大政治势力而言，他们更善于彼此恶斗而不是彼此合作，暴力是常见的发言方式。

　　在上述情况下，贝·布托这样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人政治家空有报国热情，但并不擅长“摆平”国家政治中坚硬、复杂的分裂、斗争现状(在国家太平时期他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开明、亲民、维护法治的公共事务管理者)，反而是穆沙拉夫这样具有军人背景的威权领袖可以临时(乃至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充当一个控制者、救急者和“摆渡者”。

　　不过，即便存在上述逻辑，但历史经验表明，威权统治未必是风险系数最小的统治，穆沙拉夫自1999年执政至今，他的执政地位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他的生命也因他是美国的反恐盟友而长期受到威胁，他如果出事情，巴基斯坦政局就有可能是“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美国由于在反恐战略中要倚重巴基斯坦，因此需要一个稳定、亲美、有较高民意支持度的巴基斯坦政府。穆沙拉夫虽然是很够交情的反恐盟友，但他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都处于受威胁的境地，因此美国需要储备一两个可递补的人选来维持巴基斯坦对美友好关系的连续性，贝·布托便是这样的人选。此外，如果巴基斯坦能够尽快重返议会民主体制，那么最高领导人出事或有更替时，国家局势也不会大乱。

　　因此，2007年10月贝·布托的回国参政具有了双重使命、双重价值：一方面，她是民意支持度下降的穆沙拉夫的一个替代人选、国家赖以团结的新纽带；另一方面，她率人民党参与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有可能使巴基斯坦的议会民主制度得到修复，和平辩论的议会将重新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贝·布托在国际上的声望虽不如缅甸的昂山素姬，但在巴基斯坦从军人统治体制转向议会民主体制的过渡时期，她被国际舆论寄予厚望。

　　然而，在拉瓦尔品第发生的自杀式袭击给巴基斯坦的和解、安定之路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可以说，刺杀贝·布托的人，一定是不能从巴基斯坦的和解、安定之路中获利的人，而是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混乱、分裂中获利的人，他们出于其自私、残暴的个性杀害了贝·布托，就是希望把水搅浑，撕裂民意，刺激各政党之间的恶斗，使议会选举迟迟不能举行，使国家政治生活迟迟不能正常化，这样他们就可以趁火打劫、趁乱坐大。

　　巴基斯坦是一个充满悲情的国家，贫弱、破碎，但它同时又是世界上惟一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国家，如果它乱到极点，就不仅会伤己，也会伤人。而仇恨的渲染、仇恨的复制、仇恨的延续，只会制造出更大的悲情和裂痕。希望贝·布托遇刺不会激发出更多的仇恨，而是成为国家和解的起点。1986年贝·布托在父亲去世7年后冒险回国参政时曾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复仇，我现在要结束复仇，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复仇的情绪，我要建设巴基斯坦。”这是她在1986年说的话，也可以当作她没有说出来的给她多灾多难的同胞的政治遗言。

(作者系暨南大学教授，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