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十八大时代：既要政治日新 更要生活如常

　　有个朋友说我的专栏是“憋着笑的人在装模作样谈正经”。我说你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新华社的通稿“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或者《人民日报》的社论“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总之，我认为是在夸我，差点热泪盈眶。不过这期，我准备谈点感伤。

十八大期间参加集体采访的记者（李鑫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大家都知道11月8号是十八大开幕的日子，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天还是没资格“全球瞩目”的记者节——不少同行自己都忽略了，没忘的，估计也是在领导的勉励下，过一个“忙碌而有意义的节日”。

　　这是时间上一次简单的巧合，但中国政治和新闻的紧密关系却肯定不是巧合。

　　中国的记者，是最尴尬的群体之一：媒体的功能之一是为了让让权力受到监督——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过，要“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但记者在监督权力时，又往往要依靠另外的权力给予的支持和配合。

　　于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是：我们要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得要有更多政府的朋友。

　　一次我去某省做一个官场监督稿，事先获得了该省领导的认可。随后，我以“领导客人”的身份获得了一路绿灯——没人敢对我的提问躲闪，一个试图隐瞒的县长被市委书记直接打电话勒令接受我的采访，当地官员全程陪同配合，细致到每天早晨准时敲门叫我吃早餐。

　　稿子后来揭露了该省官场的种种不作为。但我知道，揭露的前提，都是一个开明领导的默许和支持。

　　事实上，有关政治与新闻之间关系的困惑经常会跳出来。我多次参加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几乎每次总理走后，台上他留下的纸张甚至湿巾，都会被同行冲上去当纪念品拿走。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感受，但我想在领导人都杜绝了“个人崇拜”的今天，估计总理也希望得到的是记者平等的尊重但不是狂热的追星。

　　事实上，对中国的记者来说，困惑的远不仅如此。

　　有一年记者节，新闻出版总署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当年记者被打频繁，作为主管部门的版署觉得要给与重视。参会的除了官员和媒体老总，我是惟一的一线采编代表，轮到我发言时，心想说的直一点顶多落个“基层同志觉悟低”，不至有啥大事。

　　我说记者被打是外界的侵权，但更厉害的是体制内的扭曲：媒体现在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营困难的报纸怂恿自己的员工去收采访对象版面费，回头出了事却被报社一句“个人行为”而丢弃——你不能挣钱的时候让记者“开动脑筋”，出事了就说自己要“坚持原则”。

　　而某些地方司法机关（这是过去多年记者监督的重灾区），对记者往往下手极狠，以实际上早名不副实的“事业单位员工”的名义按照公职人员判处记者“受贿罪”，“受贿”几十万的记者比受贿几千万的官员判刑都重。

　　我说自己说的不算好，但我想说，更多的还没说。

　　其实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另一件事（嗯，我特别喜欢这个句式，每次都用）：几年前我追寻一个贪官的发迹史，寒冬的凌晨守在楼下堵其家人。瑟瑟发抖中，接到朋友短信：“快看电视《马大帅》，正到精彩处。”

　　当时的我，对该短信甚觉无聊。多年后才明白，其实深夜蹲守采访对象和窝在沙发里看《马大帅》，都很重要。

　　是的，我们总在报道这个国家的革新或奋起，却往往忽略自己的欣喜和忧伤；我们笔下总是“政治日新”，但我们身后，也应该“生活如常”。

　　所以，在今天，这个记者节和十八大开幕相遇的今天。我加着夜班，看着窗外璀璨灯光，祝福所有奔波在会场或同样奔波但都进不去会场的同行——不管你们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愿大家在加完夜班走完夜路之后，都能回到温暖的家。

专栏策划： 搜狐评论 《壹读iRead》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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