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有媒体报道了人们对十八大代表俞正声和汪洋就财产申报制度表态的反应。

　　在近些年，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话题总是能够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这种广泛关注的背景，正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缺位所导致的贪腐现象，已经到了令公众忍无可忍的程度。一方面，是不断有“表哥”、“房叔”被公众信手“拈”了出来；另一方面，则仍有所谓“条件不成熟”、“不能盲动”等理由来推三阻四迟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这样的局面，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形象，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治改革的信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社会对立情绪。

　　需要指出的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现代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内容当然不仅仅是担任公职的官员向有关机构申报自己的财产，也包括有关机构对官员所申报内容进行公示，以及对官员所申报财产进行一系列审验、稽核和追究等诸多措施。那种只有官员“填表”而并无机构审验和公示，只有官员申报而并无稽核和追究程序的所谓“财产申报制度”，纯属鱼目混珠，既败坏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名声，也破坏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预期。

　　据媒体报道，“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执政党改革的视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启动”。谁都清楚，这里所谓“种种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一些官员设阻以维护其私利”。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时间已经跨过了世纪，已经又过了20年。就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终端已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各地各级政府办公已经网络化，银行实行实名制也已经有些年头，核验身份证的系统早已在全国联网，通过手机网络系统也可将持机人精准定位在“米”的范围……所有这些，按说都是致使上述“种种原因”中的客观原因尽数消失的理由。

　　因此，20年之后，无论从技术条件上看，还是从反腐的客观情势看，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都已经“烂熟”。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能否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心问题”。这个决心就是“必须敢于触动某些官员的不法利益”。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肯定要“触动”到官员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过程，无疑就是政治改革的过程。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阶段性目标，可以取得一石数鸣的效果。

　　在经济快速增长、市场不够规范、政府权力无所不能几无限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政治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巨大权力和巨额利益之间建立起隔离地带，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在应该成为这个隔离地带的“雷区”。

　　两天前，在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的首场发布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鲜明的，决心也是坚定的，推动是有力的，我国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由此可以肯定，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无疑是推动政治改革的一个实际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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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屡次发生高层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怎样通过制度化建设预防腐败？北京团小组讨论时，备受关注的反腐倡廉成为讨论主题。代表们提出，政治清明、廉洁政治写入报告，将有效堵塞腐败漏洞、提升反腐防腐能力，亟待制度体系建设。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非常响亮的新观点、新目标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令人耳目一新。而在这之前，“三清”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十八大报告和中纪委公报同提“三清”，并不偶然，而是一种反腐的必然，释放了深刻的信号。

　　这是中央与民意的共振。前不久，中央党校发布的舆情报告显示，公共安全与反腐最受关注。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举办的“两会人们最关注什么”网络调查中，反腐败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毋庸讳言，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而只有始终反腐倡廉，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也才能更好地契合民众期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不会只是奢侈想象。

　　这表明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中央强调，“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事实正是如此！这十年，中央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决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零容忍，才能有效震慑腐败分子，干部清正了，政府才会清廉，政治清明便不遥远。

　　这表明中央正在强力构建预防腐败体系。反腐贵在预防，古人说得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到《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近年来，中央构筑的一系列制度建设，正努力扎紧防止官员沉沦的制度篱笆。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防止官员腐败，使官员无法沦为祸国殃民的蠹虫，有赖于健全的制度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从领导财产申报出发，逐步实现官员财产公开；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晒”三公的范围扩大；从约束政府职权到政治日趋透明……只要权力运作越来越透明化，确保民众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权利有效落实，不仅能够实现干部清正，还能实现政府清廉，最终呈现政治清明之貌。

　　国人向来崇清、尚清、褒清，清，不单是自然状态和个人修为，还是一种权力品格，是政府品质，也是政治伦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何谓清水之源头？不断健全的制度建设，不断壮大的权利监督，当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便会由愿景变为令人心醉的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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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无论职务有多高、影响有多大，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

　　薄熙来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造成严重后果。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薄熙来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本应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但他却擅权妄为，我行我素，严重违纪，受到严肃查处，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再次证明，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党内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党组织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该敬畏纪律，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条纪律规定，不仅应该熟知，而且应该带头遵守、带头执行，做遵纪守法的模范，特别是应该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做到纪律面前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越雷池半步，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地位高、影响大而藐视党纪国法、违反党纪国法、践踏党纪国法。“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凡在党纪国法面前肆意妄为者，必将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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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检察日报》报道，山东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但在法庭上，他如此自我辩护：“按所谓的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但我只让老伴收了熟人送到家里的几笔钱，就是想占点小便宜，而对许多其他人送的钱，我都拒绝了……”

　　应该说，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广东茂名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李天福去年在庭审时，也曾为自己辩解说，所套用公款均为请上级领导吃饭、送礼，非自己所得……这是公开的秘密。其言外之意，是这些“小腐败”是司空见惯之事，在某些官员眼里，都是可以“容忍”的。

　　“可以发小财”，能成为部分官员的潜意识，与某种论调相印证。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问题在于，“民众允许的程度”怎么界定呢？以刘治温来说，仅在当地社会福利中心工程建设期间，就非法收受工程承包商、工程供货商贿赂累计164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贪腐数额，这位贪官却觉得没“发大财”。贪官眼里可以“适度容忍”的腐败，完全就是民生利益难以承受之重。由此可知，对腐败现象，本来就该“零容忍”，而不能有任何“适度容忍腐败”的意识。

　　任何国家不能“根治”腐败，也许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在主观上，还是不该认同有什么“民众允许的程度”。古语说，“求其上则得其中，求其中则得其下，求其下则无所得”。不是对腐败“零容忍”，而是“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种论调，涉嫌为一些贪官心中那种“适度容忍腐败”进行背书，也给一些贪腐失范的权力创造更多利益掠夺的舆论空间。

　　必须警惕“适度容忍腐败”成为部分官员的潜意识。这就要求，正视民众的“腐败痛苦感”，而不要让民众在腐败面前变得更加麻木，对腐败分子更加妥协。“适度容忍腐败”，只会对反腐倡廉形成巨大的损害，进一步助长腐败现象的发生，最终给民主法治与社会公正造成更大伤害。

　　中央一再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些年来，中国在反腐败道路上也做了很多工作。上个月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民众对防治腐败成效满意度由2003年的51.9%上升到2011年的72.7%。但必须强调的是，民众满意度的提升，靠的是对腐败“零容忍”的综合治理，而不是“民众允许的程度”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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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根治“舌尖腐败”需统一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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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财产公开一直是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这次党代会期间，媒体不断就此追问代表意见，使这个话题进一步升温。

　　我们认为，官员财产公开是中国改革的大势所趋，推动这件事应同时考虑体制内的操作和社会舆论届时的真实反应。官员财产公开的目标应是抑制腐败和增进社会团结，一定要避免它成为充满怀疑、不解甚至震动的过程。这项改革应加强中国的政治清明和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决不能事与愿违。

　　为此，推动财产公开的过程应是坚决并且务实的，我们不应追求它的表面喧哗，而应使这个过程与中国反腐败的综合治理协调起来，步步为营，最终达到社会预期的效果。

　　我们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供党内外以及社会各界参考并探讨。

　　第一， 财产公开需要制定一个时间表，使这个问题不再拖延，真正进入实践推动阶段。

　　第二， 采取渐进方式，促进全社会对财产公开信息的适应，同时建立必要的争议机制，不激化矛盾。

　　第三， 中国的官员财产公开不能搞成花架子，走过场，因此要鼓励舆论参与实质监督，确保财产公开的成功就是中国反腐败事业的胜利。

　　我们把这些建议转化成一个具体的路线图，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步建议在党代会之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加强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作为推行财产公开的冲刺性准备。

　　第二步建议在上述过渡期后，对拟新提拔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新当选的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行财产公开制度，这意味着任何人要得晋升，都必须先公开财产，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三步，再经过几年，选择中国不同的两三个省市做试点，其辖区内所有在任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都向社会公开财产。

　　第四步，经过数年之后，在时机成熟时，全国担任各级公职的人员都要公开财产，整个财产公开制度在这个阶段最终定型。

　　这种分阶段逐渐推广落实的财产公开制度虽非一蹴而就，但更对应中国的复杂现实，有利于做得扎实，并使其他反腐措施能够及时跟进，从而避免这项改革虎头蛇尾或者夭折。

　　如果中国能在未来一些年内建立切实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把反腐败彻底带入公开透明的领域，这将是中国吏治的历史性进步，其对中国改革也必将带来全局性拉动。

　　官员财产公开要想获得良好的综合效果，除了这项改革自身的设计和推行合理到位，还有赖于其他改革齐头并进的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坚决抑制官员们的各种"潜规则福利"，同时开辟官员获得正当利益的合法渠道。

　　中国社会对官员价值的理解也应有所调整。长期以来，我们很简单地用"为人民服务"对官员进行泛道德的要求，忽视对其社会贡献的客观评价及法定物质激励。而从世界各国的廉政建设成功经验来看，使官员维持体面生活，甚至高薪养廉是必要的措施。这将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对腐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中国作为现代化水平总体不高的社会，治理官员腐败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仅靠热情和口号是走不远的，要做成这件大事，也决非仅仅是官方单独努力就够了，需要全社会积极合作，营造既督促官员廉洁又鼓励他们安心工作的环境。聪明的治理都是堵和疏综合使用的。

　　官员财产公开本身不是目的，官员们的廉洁和中国社会的廉洁才是最终的目的，而且这个社会必须继续保持发展和高效。为达这样的目的，值得我们认真下一番功夫，花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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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胡锦涛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11月8日新华网）

　　众所周知，腐败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是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腐化剂，也是一个尚未找到预防药的“世界性顽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反腐倡廉”庄严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有清醒的认识，有坚决的态度，有切实的部署，有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反腐败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刚刚结束的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晒”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过去10年，中共查处了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66.8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4584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这表明，无论从被查办官员的级别和人数还是查案深度看，我国反腐已进入“深水区”。而近日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之处分，再度昭示了中央“不管涉及到谁，不论权力大小，都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反腐决心。

　　在“法”网日密，反腐取得重要成效的当下，世情、国情、党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反腐任务依然繁重。而公众也对反腐败有着更高的期盼，期待党的十八大对反腐做出纲领性部署，期待反腐败在未来5到10年能更加深入，期待高层拿出更大决心与勇气，来推行“官员财产申报”这一在国外成功实践的好制度，来遏止花样翻新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来规范地方党政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

　　今次，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向全党敲响了“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的警钟。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这样的“回应”，字字珠矶，掷地有声，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反腐期待，折射出高调反腐的民心所向，让人听之振奋，闻之感慨。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亡党亡国。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叫响这振聋发聩的“反腐宣言”，表明了中央高层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状况的正确估计、清醒认识，还有未来的反腐力度。如何消除“四个危险”，逐步清除腐败毒瘤，如何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进而“渐入佳境”，赢来更多的掌声，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又一次“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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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其答案不言自明。但是，总是有些党员干部摆不正“权”与“法”的关系，屡有“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行为发生，不但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央告诫“领导干部不得有特权思想”，并且向“特权”亮剑，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反腐败斗争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与爱护。

　　权力向来是把双刃剑。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最终会变成洪水猛兽，不仅伤害社会，还会伤害到党本身。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明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绝不能将用于服务人民的权力变成向人民伸手要的资本。党员干部也是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权可言，在个体和法律之间，必须是“人服从于法”“法大于人”。遵守法律应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带头知法守法。

　　党员干部在带头遵守法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还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突出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任何将权力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行为，也是要受到严惩的。

　　权力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对此，中央一贯高度清醒、态度坚决。十八大前夕，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同时也是在严厉警告领导干部不得有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十八大报告更是将反腐败工作提到了“依法治腐”的高度，强调指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教育是万万不能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很难想象，一个党性不强、立场不坚的干部，能很好地对待并使用手中的权力。因此，向“特权”亮剑，首先要掀起“头脑风暴”。

　　权力具有延伸性，领导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教育管理不到位，也往往会成为“特权”者。因此，向“特权”亮剑，绝不能忽视领导身边人。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报告中对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提出警告，预示着中共反腐将不止于个案，而将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反对特权思想，一定要严格区分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要依靠制度来管理领导干部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应该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不允许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不允许存在凌驾于党规党纪之上的特殊党员；要自觉反对特权思想，从内心深处将超越法律和制度的“特殊”视为耻辱，为人民尽忠尽责、服务效力。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通过制度建设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这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效的途径。

　　“特权思想”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挥之即去的。因此，向“特权”亮剑，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必须立足实际，着眼长远，加强制度建设，狠抓制度执行，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以及预防权力犯罪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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