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德在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政治。他著有《痛苦的革命》,该书围绕“五四”,讲述中国在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走向现代国家道路上经历的一系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难说完成的斗争。米德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不在于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影响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也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五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问出了:中国怎么办?这一直到今天都困扰着中国人,他们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思想,大多数用的还是“五四”的说法。【详细】
利玛窦为了使天主教教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采取“合儒”、“补儒”、“趋儒”,尽量中国化。他花了近十年时间撰写的《天主实义》,徐光启说,竟没有发现天主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皇帝派人向神父们询问有关欧洲的每一件事情,还给利玛窦提供住处和津贴,皇帝的这种宽容态度,为利玛窦们提供了方便。他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而且让人们知道中国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小块而已,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为了不让中国人难以接受,他把中国放在地图中央。他还将《几何原本》译成中文,成为畅销的经典著作。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是他的朋友和学生,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放眼世界,为文化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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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说,当今白领热衷的健美操与“文革”时跳的“忠字舞”如出一辙。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判断,如果偏执于总体概括,可能发现了一些大而无当的普遍真理,却掩盖了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每个人终有一死”,但这不意味着无论怎么生活都是一回事。类似的,“所有的政治实际上都是精英统治”,这或许不错,但什么样的精英、如何成为统治者、如何实施统治,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全世界的媒体都不是完全独立自由的,都受到各种势力的操纵和控制”,这完全正确,但究竟是“独家控制”还是“多方竞争的软性操纵”,仍然事关重要。“翻墙”和走平路同样是“物理运动”,但动作难度才是要点所在。身处豪宅与蜗居斗室同样都算居住,但我们不相信“关注房价”实际上是观念错误或神经过敏。 【详细】
毕竟还有一个冷漠、残酷的统治机器高高在上,它限制了种种可能性。但误以为推翻了这个机器,就可能带来改变,也太过一厢情愿。我已经听到过很多青年,充满语言快感的指责制度、控诉社会环境,他们的大言炎炎,就像更多的漠然、早衰的面孔,同样令人不安。似乎他们年轻的心,那些该装满少年维特的烦恼、红与黑式的雄心、波德莱尔式的叛逆、梁启超式的少年意气、还有披头士式单纯的心,现在却被一大堆作业、乱七八糟的娱乐节目、还有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给塞满了。他们的生活,既没有宽度,也没有深度,像是一群生活在玻璃板上的蚂蚁,忙忙碌碌,充满了虚假的可能。由于没有内在的丰富和自由,他们要么甘愿放弃,要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往于那个抽象制度的改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