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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当官的体制阴影

    杜丽、邢傲伟、唐功红等9位山东省奥运冠军在近日一起晋升成副处级领导职位，此前全部经过任前公示。所谓的“体而优则仕”并不鲜见，但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一提拔安排全部9名奥运冠军的做法尚属首次，并为他们进行“岗前培训”，据说令“新官”们“收获很大”…【详细】【网友评论】

  古今中外的“某而忧则仕”

网友建议：“奥运冠军当官应推广”

    杜丽、邢傲伟、唐功红等9名山东籍奥运冠军结束了“岗前培训”，一起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一提拔全部9名奥运冠军，在国内尚属首次，旋即引发热议。其实，奥运冠军从政在全国并不鲜见，熊倪、邓亚萍、王楠等，都有官衔，辽宁今年也提拔了5个奥运冠军。
    有网友说：“嗯，建议全国推广，因为我们至少还认识这些人”；有网友充满善意：“在中国最不需要能力的岗位就是官员，我相信四肢发达从小集训的他们完全可以轻松胜任”；也有网友心怀悲悯：“奥运冠军是金字塔的顶端。金字塔底部的那些运动员怎么办？力气大的去搓背，跑路快的去摆地摊？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可否也统一安排成公务员”？ 【详细】

北宋“球星”高俅官至“国防部长”

    在我看来，山东体育局一次性提拔9名奥运冠军为副处级干部，既充分体现了“某而优则仕”的华夏传统，又透出了举国体制下的官本位阴影。
    所谓“某而优则仕”，是个填空题。可以是“体而优则仕”，譬如北宋的著名球星高俅，就靠蹴得一脚好鞠而官至殿帅府太尉，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可以是“学而优则仕”，这在历代被视为出仕正途，除了科举外，还可以靠一些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等获得向上流动机会。还可以是“商而优则仕”，譬如清代就广开捐纳，土老肥只要舍得花钱，最高可捐得一品的顶子。

科比愿意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吗？

    “某而优则仕”的填空题背后，则是官员提拔或任职渠道的规范缺失，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积习。相对而言，在西方这就不太可思议，譬如比尔?盖茨不会去当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科比决不会想着竞选国家体育总局的司级岗位，穆尼尼奥也不太可能去官办足协混个一官半职，爱因斯坦多半也看不上官办科学院的副院长头衔。
  奥运冠军集体包揽副处本质是体制内循环

官本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所谓“官本位”，乃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据学者研究，大约包括四点内涵：
    1、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严格的上下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
    3、以是否为官、权力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此标准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4、在此基础上形成敬官、畏官、谄官、逐官的社会心理。

从运动员到当官：纳税人金钱供养的本质不变

    我曾用更简短的一句话概括“官本位”：那就是舍官外几无成功人士，舍政治外几无向上流通之渠道。“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具体落到奥运冠军集体提任副处级上，则是“体而优则仕”。这意味着在举国体制的体育竞技环境下，奥运冠军的最后或许也是最好的出路，仍是做官。奥运冠军集体包揽副处级，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从由纳税人金钱供养的公共体育明星，到仍由纳税人金钱供养的公务员的体制内循环。

山东体育总局错在哪？

    如果程序透明，个人能力登对，那么少数奥运冠军从政，也未尝不可。但山东体育局这种集体提拔，则有很多问题。
     首先， 这9名奥运冠军的能力如何，是否足以胜任人民公仆？运动成绩好不等于会管理，能够举起很重的东西，不代表能够举起纳税人的信任；跳水跳得好，也不代表能在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上跳得好。
     其次，目前看来他们并未经过公务员统一考试，而是由内部培训，再内部考核通过，即开赴岗位。这是否违反了程序正义，公务员招考中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说到底，冠军们之所以能当上副处，还是“领导信任”的结果，而非选民之委托。
     最后， 今日的奥运冠军与昔日迥异，当属强势群体与既得利益者，他们每块金牌的背后都对应着巨额奖金与商业利益。他们的出路，当不止做官一途，在赢者通吃的政治社会法则下，却再次占据职业入仕的制高点。相比而言，那些千千万万位于举国体制金字塔基底的无名运动员，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只不过充当了金碧辉煌的斗兽场的砖石，或者在体育领域延续的对抗式冷战思维的炮灰。

  国外运动员的赛场内外

许多外国运动员将运动和比赛作为业余爱好

    外国运动员许多都是业余选手，他们将运动和比赛作为业余爱好，体育竞技并不是他们上大学的唯一追求和目标，他们的专业选取和他们以后的职业理想密切相关。很多奥运冠军，甚至连平时的训练经费，都是要自己通过募捐、申请国家资助、申请企业赞助等形式自己筹集的。当然，在这种模式基础上，还有一整套健全和运转良好的商业模式和激励制度，比如俱乐部制和职业联赛制等。运动员的职业选择自由度很大，他们正常的上大学，凭兴趣选择自己的专业，并靠所学专业谋得职位。在运动场上他们是运动员，而在社会上，他们还担任各种角色。

大学生冠军的理想：成为一名兽医

    国内的奥运冠军大多是取得冠军身份才有机会去大学深造，而国外的奥运冠军却大部分为业余选手，他们从事着与体育毫无关系的工作，而且所学专业也是五花八门，大部分完全与体育不沾边。可以看看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奥运冠军的履历：
    射击女子飞碟多向冠军，澳大利亚人芭罗琦，31岁，职业是“农业保护官员”，大学所学专业是农业科学。
    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下级冠军，日本人阿武教子，28岁。大学所学专业是法国文学，目前的职业是警察。
    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冠军，德国人斯托姆波罗丝姬，29岁，是一名时装设计师，所学专业是服装设计。
    射击女子飞碟双多向冠军，美国人洛德，年龄25岁，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动物和兽医科学”，其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兽医。
  赛场不应当是通向官场的终南捷径

奥运冠军第一句感谢的应该是每一个纳税人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一直延续50年代以来苏联、东德等国家的做法，以国家之力培养体育尖子，用来在国际比赛中把西方国家运动员比下去，以证明某些部位的强大。究其本质，举国体制乃是依靠财政拨款，也就是靠纳税人的金钱以获取体育竞技成绩。
    有专家曾测算，中国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相当于7亿人民币。一块奥运金牌的背后，除了运动员的多年努力，国家机器的长期运转，还藏着多少纳税人的血汗！从这个角度看，奥运冠军第一句感谢的确实不应当是他的父母，也不当是国家，而是中国每一个纳税人。是他们不知不觉中被投入到举国体制的体育项目中的血汗钱，让运动员走上奖台，乃至政坛。

体育明星的出路更多的应当是娱乐业与商业

    现在看来，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可说是计划经济最后残余。在此体制下，既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市场经济内蕴的公平透明原则，而最重要的投资者——纳税人，既无法对竞技体育资金的投入使用拥有知情权、决定权，也无法真正参与举国体制下的体育项目。他们得到的唯一回报，或许就是以举国之力而谋得的金牌狂欢下的大国崛起、民族腾飞之幻觉。然而，体育的本质当是娱乐、健身，体育产业应当是商业化、市场化而非政治化。因此，体育明星的出路更多的应当是娱乐业与商业，而非政坛。毕竟，赛场不应当是通向官场的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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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赛场通往官场，全民体育就是一个华丽的梦

    体育应当商业化和娱乐化，我们这里却纷纷纳入巨大的体制内去循环了。主教练是正处级官员，冠军退役后直接当官，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此这般，情何以堪？当赛场通向官场，而所谓全民体育，也终究敌不过举国体制的蛮力，被埋葬在纳税人金钱垒造的华丽废墟之下。

搜狐评论 责任编辑：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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