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民告官”程序空转稀释司法公信力

　　宪法法律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落不到实处，这一现象不仅严重稀释司法公信力，更在深层次上导致行政诉讼制度价值的式微。

　　11月1日《新京报》报道了两则“民告官”新闻：一则发生在河北省新安县，夏凤格为了找回18年前被派出所人员抱走的女儿，四处告状无果，仍然奔走在寻求真相的路上，起诉要求政府明确告知当年情况；一则发生在山东临沂，刘刚因上访两次“被精神病”，起诉政府一审被驳回起诉，正准备提起上诉。

　　每一起舆论关注的“民告官”纠纷，背后总有令人心酸的故事。这两则新闻中，主人公的遭遇，值得同情，坚持走诉讼途径讨要说法，值得敬佩。可需反思的是，我们一再强调民众要运用法律途径理性维权，可法定的诉讼之路为何总是举步维艰？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为何对这两起并不复杂的纠纷束手无策，更无法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这暴露了目前行政诉讼中普遍存在“程序空转”。一方面是程序虚置问题，法院依法设置的行政审判庭，天天都在法律程序上运行着，可一些民众要想将之拿来解决自己的纠纷，却困难重重。“被精神病”的刘刚，自认权利被侵害，却告谁都没法告。另一方面是程序失灵问题，即使诉讼程序艰难启动，却并不能解决民众反映的核心问题，总在真相和矛盾的外围打转。夏凤格这些年告过乡政府、县政府，还提起过行政复议，总是无果而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的产生也较为复杂。其中固然有制度的不完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法律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民告官”有其门槛，但并非高不可攀。就拿刘刚“被精神病”案来说，法院既认为临沂市救助站依法履行了职责，在实体上评价了救助站行为的合法、妥当与否，却又在结论上裁定驳回起诉，将纠纷挡在公开审判程序之外，不给当事人一个在法庭上说理的机会。

　　而那些即使有幸进入庭程序的案件，却又因实践中的种种障碍而程序失灵，这便是夏凤格案的症结所在。夏凤格此前一次次起诉都遭驳回，最终，法院就新的一次诉讼立案。

　　当下，一些法院可能也很无奈，一方面受制于潜在的审判“红线”或“杠杠”，难以直接评价，另一方面无论从法律和道义上又都无权拒绝裁判，既要有所为又不能真为。即使诉讼程序能在信息公开、履行告知义务等纠纷外围打转，在诉讼结果上获得支持也很困难。如此程序运转，哪里还谈得上会有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其实，不论是程序虚置，还是程序失灵，症结往往都不在程序本身，“虚置”反映的是案件收不进，“失灵”反映的是审不好。二者都非法院司法能力不足，而是宪法法律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落不到实处。这一现象不仅严重稀释司法公信力，更在深层次上导致行政诉讼制度价值的式微。

　　最高法院日前发布加大公正司法力度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意见，才再一次着重强调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要改变以行政区划确定管辖的做法。这对行政诉讼而言，意义更为重大，但愿这些设想，能真正得到落实，让“民告官”不再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