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我到北京某公正处做委托公证。公证员要求我提供电子版委托书,我说没有,她说她有,但要收代书费,每页纸50元。我感到很纳闷,找办公室工作人员理论:“同样的电子版委托书,反复为办事的人提供,反复收费,这合理吗?”一位像中层领导的人解释:“收代书费是为了方便百姓的特殊需要。”“我没有特殊需要,只需要规范的电子版委托。收取200元公证费,难道就没有提供规范的电子版委托书的义务?”最后,那位像中层领导的人来到公证员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免收了代书费。跟我一起去办事的小伙子说:“要是你不去理论理论,恐怕又要多花两三百块钱。”
10月16日,《河南商报》报道称,郑州市准妈妈张女士于今年3月怀上头胎,4个月内跑了社区近20趟,仍未办下准生证。此事报道当日,有关部门就作出回应,称已将生育证发放到张女士夫妇手中,并表示歉意,同时对社区负责办理生育证工作人员给予停职处理。
4个月办不下来的准生证,一经报道,当天就办了。在不违反现行政策的前提下,为什么办个准生证竟让民众费尽周折?到底是哪个环节在刁难民众?为什么要刁难民众?如何让民众跳出“事难办、一报道、马上办”的怪圈?
“事难办”的背后,似乎总有“潜规则”的影子。在郑州准妈妈张女士的遭遇中,有一个细节:张女士住百文花园小区,因为小区的开发商“没有跟办事处对接,现在街道办不管这个小区的事”。何谓“对接”?从小区楼管员怕办事处的人“谈办公房的事”可以看出,因为小区没有为办事处提供办公场地,所以不愿到办事处为居民做证明人提供方便。
小区开发商是否与办事处“对接”妥当,原本与小区居民无关,结果却衍生居民“事难办”。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小区开发商为办事处提供了办公房,是不是居民的事就好办了?到底是依据哪项权力,让办事处在明里暗里要让开发商提供办公房?
能够为民办事,在一些人眼里,往往代表着“权力”。除了“潜规则”外,往往还有“显规则”。比如,有网友就称:“我买房要首套房证明,亲戚帮忙办理的,办证明可以,盖了两个印章,一个印章一百块!”无论是明里“吃、拿、卡、要”,还是暗里“斗法”,都指向一个方向:只有约束权力“为所欲为”的念想,民众办事才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刁难。
权力到了个别人手里变得“为所欲为”,其实也表现为给关系、人脉提供“无微不至”的便利。一些精明干练的人,在向人传授处世经验时,往往会提到“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实际上,这在向人暗示:在中国,无所谓“难事”“易事”,只要有关系,什么事都好办。
比如,对中国人而言,户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可是个别人却能通过关系、人脉弄到甚至倒卖“假户口”。一些见怪不怪的事,打通关系、人脉却能如同探囊取物、手到擒来,这反而刺激公众相信人脉、崇拜“圈子”的不良心态,于是,凡事放着正道不走,偏要想方设法拼关系、“走后门”。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巨变。现代化,不光意味着高楼大厦、道路四通八达,也不光意味着衣、食、住、行的现代化,也包含着权力运行方式、人的行为方式的现代化。此前,曾有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布“权力清单”,表明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坚定决心。如何依照“权力清单”,让民众方便、快捷办妥事关切身利益、合理合法的事情,也是检验行政效率的重要一环。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人多了,要办的事情,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为民众办的事情,自然也就多了。如何防止难办的事情出现“累积效应”、让民众不时感慨“事难办”?这一方面需要规范权力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引导民众依照透明规则,习惯于“走正路、办正事”。
在一些大企业,笔者曾见过一些“办事流程图”。比如,员工要去运动场健身,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干什么、如何干,图表上标注得清清楚楚。民众到政府职能部门办事,什么时候也能看到一张张“办事流程图”,明明白白办事、免受这样那样的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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